中國與中東歐國家所謂的“16+1”合作機制一度被中國視為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成功實踐，但是在立陶宛2021年退出了這一機制後，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也退出了。地區一位中國問題專家說，這一機制目前處於奄奄一息的狀態，並分析了波羅的海國家先加入後又退出這一機制的原因。
中國建立“16+1”合作機制的目的
拉脫維亞里加斯特拉金什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主任貝爾齊尼亞-切倫科娃(Una Aleksandra Bērziņa-Čerenkova)7月17日在她的辦公室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表示，中國2012年設立這個機制，是希望它成為中國與中東歐國家進行合作的一個平台。
“這些國家中有十一個是歐盟成員國，有五個不是。這是跨越地理、政治、歷史、語言等多個領域的一個有趣的嘗試，”她說。
這個機制最先包括中東歐地區的阿爾巴尼亞、波黑、黑山、克羅地亞、捷克、匈牙利、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北馬其頓、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塞爾維亞、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稱為“16+1”。在希臘2019年加入後，該機製成為“17+1”。
不過，同時也是拉脫維亞國際事務研究所亞洲研究項目的負責人以及歐洲中國智庫網絡成員的貝爾齊尼亞-切倫科娃認為，這種形式本身就是一個大問題，因為這些國家並不是像中國認為的那樣整齊劃一，而且對於波羅的海國家來說，把它們稱為東歐國家是它們所不願意的。
貝爾齊尼亞-切倫科娃說：“對於那些不太了解當地辯論的人來說，波羅的海國家正試圖在價值觀和發展方面將自己定位為北歐地區國家。當然，從經濟角度來看，我們還沒有達到北歐的水平，但就政治方向而言，北歐是你所希望的定位。當然，從某種意義上說，被重新歸類到東部陣營對於波羅的海國家來說並不一定是理想的。”
波羅的海國家一開始為什麼決定加入？
這位擔任過斯坦福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富布賴特訪問學者的中國問題專家說，儘管有這樣那樣的關切，但是當時也有基於務實的考慮而主張加入這一機制的論點。其中一個看法是，一些大的歐洲國家從與中國的交往中獲得經濟上的利益，我們也應該趕上這趟列車，因此這三個國家出於幾個方面的原因決定試一試。
貝爾齊尼亞-切倫科娃說，當時的一個考慮是，波羅的海國家有非常強勁的後勤基礎設施，主要是鐵路網，還有就是港口。但這些基礎設施的業務流向都是從東向西，即從俄羅斯流向波羅的海國家。隨著與俄羅斯關係變得不穩定，這些國家明白它們很難與俄羅斯保持好的關係，而且俄羅斯自己也開始更加自給自足，並在波羅的海建造自己的港口，波羅的海國家擔心通過這些基礎設施的商業會越來越少，而中國的產品可能被證明是這個基礎設施的生命線，把歐亞大陸聯繫起來。
波羅的海國家的這個設想並不是毫無根據的。 2016年2月，中國港灣工程公司與里加商業港集團簽署新建煤碼頭項目協議。同年10月，首列“中國—拉脫維亞”試運行貨運班列開通。 11月，中國還與拉脫維亞簽署了共建“一帶一路”政府間諒解備忘錄。
除了利用這裡的基礎設施以外，波羅的海國家當時也希望能夠向中國出口產品，儘管這個想法可能有點天真。
“這個想法是，我們有優勢的產品應該是中國市場會感興趣的。考慮到這裡對生態、食品、乳製品的強調，中國方面也有一些額外的興趣，所以當然，這裡的人原本認為對華出口是行得通的，”貝爾齊尼亞-切倫科娃說。
這位中國學者提到的另一個原因就是波羅的海國家當時希望在高科技領域獲得外國直接投資。他們認為，中國的公司正在尋求在歐盟尋找落足點，而且這裡的勞動力素質好而且不貴，聽起來像是完美的匹配。
為什麼又決定退出？
但很快，在2016年左右，波羅的海國家發現，事情並非他們所願。歐洲國家意識到，這個平台是一個輪轂和輻條系統，即中國處於這個輪轂的中心，其他國家只是一根輻條，而不是他們認為的合作平台，而且這些國家之間還要相互競爭。
在經濟方面，這個平台對於波羅的海國家也沒有太大的吸引力，因為北京承諾的投資並沒有兌現，雙邊貿易一邊倒的有利於中方，而中國可以提供的基礎設施投資它們也可以從歐洲的基建基金那裡獲得。
在復旦大學做過訪問研究員的貝爾齊尼亞-切倫科娃說，對於波羅的海國家來說，這個平台還有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
她說：“這種形式讓波羅的海國家不是很高興，當然其中之一就是它對過去的社會主義的強調，而我們國家根本不認為這是其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我們的社會主義過去是被蘇聯佔領的，這在社會中仍然具有非常強烈的負面含義，所以這是你不想認同的一件事。”
儘管中國方面認為，這個合作框架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成功實踐，是對區域合作的創新與圖片，而且拓展了構建全球夥伴關係的網絡，但是由於它在一開始就被視為是中國分裂歐洲的一個努力，再加上美國的特朗普總統上台後美中關係的惡化導致很多問題浮出水面，使整體的大環境發生改變，進一步加深了中東歐國家對中國的戒備。
在疫情期間，這個一年一度的機制也暫停了。
2021年2月，為了籠絡中東歐國家，中國提升了這一機制的領導人參與級別，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取代一直主導這一機制的時任總理李克強，親自主持峰會。他在講話中稱“17+1”大於18，堅持“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共商共建共享”。但是由於這些國家對中國的戒心加重，有六個國家的元首婉拒出席，只派遣部長與會，使習近平遭遇冷場。
拉脫維亞的貝爾齊尼亞-切倫科娃說，由習近平主導這個機制不僅於事無補，反而對挽救這個機制不利。
“一方面，這當然聽起來非常嚴肅，但另一方面，我們確實明白，對於這種形式來說，這意味著更沒有什麼具體的成果，因為至少總理的一些職責更多地是為這種形式中的目標而設定的，而主席的職責，即使他是中共總書記，並不是為了這些目標而設定的。所以我想這也發揮了作用，並將其越來越多地推向象徵性領域，而沒有真正的可交付成果，”她說。
2021年3月，立陶宛宣布退出這一機制。它也因為允許台北在維爾紐斯設立以“台灣”冠名的代表處遭到北京的經濟報復和外交打壓。 2022年8月，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在協商後於同一天也宣布退出這個機制，表示這個機制沒有提供他們想要得到的東西，但仍然可以通過雙邊以及歐盟進行合作。波羅的海三國退出後，這一機制由原來的“17+1”成為“14+1”。
有學者把目前的這個機制稱為是“殭屍機制”。貝爾齊尼亞-切倫科娃說，該機制雖然還有14個國家，但它們參與的興趣大減，再加上新冠疫情的衝擊，一些國家正在辯論是繼續留在裡面還是退出，它基本上是名存實亡。
“所以，是的，我想說，它肯定沒有在蓬勃發展。如果我們繼續用生與死的比喻，那麼，現在我們可以說它正處在生命維持系統上，”她說。
這位學者說，目前在波羅的海國家，中國並不是一個非常顯眼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