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民國教育史學者：學校要培養社會公民

台北 —  展覽會的名稱為“民國文化人”，地點位於台北車站附近“紅館”歷史建築群內，展廳是具有百年曆史的台灣樟腦精工廠的老廠房。展廳的歷史建築氛圍，加上周圍古老的雀榕樹，烘託了這個民國史展覽的內容。

*“百年紅館民國展*

展會依次播放的十部紀錄片，濃縮了作者鄧康延先生十年研究成果。另外，觀眾還可以看到他苦心蒐集的民國時期珍貴的平民課本和讀物，讓觀眾重回“引領新思潮”的那個時代，思索百年中國教育史“宏觀走向“和“個性榜樣”。

展覽的另外一個名稱是《先生，先聲》。 “先生”是指民國時期教育名家蔡元培，竺可楨，陶行知，胡適，梁漱溟以及馬相伯等一批人。 “先生”一詞代表了他們的真正身份，而“先聲”中的“聲”，則強調他們早就大力弘揚公民教育理念。


*中國大陸“民國范兒”直言*

鄧康延是“深圳越眾影視有限公司”董事長兼製片人，這位自稱有些偏執的“民國范兒”說，中國大陸強調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共產黨服務。他說：“實際上，黨的教育也無妨，也可以搞，問題是，應該有多元的選擇。”

*公民社會的政府管理成本最低*

他說，民國教育家雖各有不同的辦學辦校思路，但是他們都強調教育為公民社會服務，培養社會公民：“ 一個社會培養出來的公民，對整個社會只有百利而無一害。公民除了要自省，自修，同時要關注外面的時代，甚至世界發展變化。於是就會有博愛，平等，自由等現代社會理念。唯有建立公民社會的理念，政府的管理成本才最低。”

鄧康延說，民國時期幾經動盪，教育先賢的理念無法完全實現，但是在他們影響和管理下的西南聯大等院校，還是為中國培養出了一批各方面的精英，後來他們在兩岸三地各領域獨領風騷。

大 陸出現民國教育史研究成果，並能有推介空間，直接或者間接挑戰“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中共教育體制。對此鄧康延說：“我認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一定要去尋找什麼才是長治久安的體制。現在大陸在不斷改進，而且社會也寬鬆了許多。

如果教育能夠為建設公民社會服務，邊疆少數民族矛盾可以得到解決，社會宗教矛盾，各種社會利益的焦灼，都可以自然得到滌蕩和消化，給政府騰出更多時間關注公共建設。 ”

*《先生，回來》 和《先生，先聲》

鄧康延應邀來台展覽前，主辦方只提出了一個修改意見，將在大陸展出時的《先生，回來》，改為《先生，先聲》，因為台灣社會和教育體制同中國大陸畢竟不同，民國傳統還在這里傳承。鄧康延說：“假如1958年8.23砲戰真的打過去，解放了台灣，那中國也就是多了個海南島。台灣的製度有種種弊端和不盡人意的地方，但是這裡有很多進步，社會祥和，符合社會規律地在不斷發展，因為台灣在一個有效機制下運作。”

​由此可以聯想到前不久台灣教育部門前出現的靜坐和絕食。台灣民間團體“公民覺醒聯盟”發言人王希當時對美國之音說， 政府做了很多違反程序正義的事，擴充政府權利時侵害公民權利。

當時王希等一批教育工作者，正在絕食抗議教育部無視教師學術專業權利，在課程設計安排上“黑箱作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