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中國知名的《經濟觀察報》北京記者站因“異地辦報”而遭到北京當局查處。但該報記者和分析人士普遍認為， 《經濟觀察報》是因為深度報道了北京“721”雨災而遭到當局的報復。北京的做法恰好反映了美國Slate 雜誌編輯威廉道布森的新書《獨裁者的學習曲線》所要表達的主題：也就是獨裁政權正使用愈來愈高明的手段維持自己的統治。美國之音記者林楓專訪了道布森，請他講解這本書和中國的民主轉型。
從2010年末開始席捲中東、北非的“阿拉伯之春”讓很多不可一世的獨裁者、政治強人和專制政權走向窮途末路。從突尼斯到利比亞，從埃及到也門，專制政權像被推倒的多米諾骨牌一樣一個接一個垮台。甚至在遠隔萬里的亞洲，常年實現獨裁統治的緬甸軍政府也部分實現了政治自由化。包括昂山素季在內的大批政治犯被釋放。這讓很多人驚呼，全球民主化的第四波浪潮到來了！
但《獨裁者的學習曲線》一書的作者、美國Slate雜誌編輯威廉道布森則認為，在中東、北非以外的世界其它地區，新派獨裁統治者從委內瑞拉的查韋斯到中國的技術官僚要更加老道、聰明、敏銳。在愈來愈大的壓力下，最聰明的專制者既不把政權搞成一個警察國家，也不把自己與世界隔絕；相反，它們在與時俱進，用新的手段和方法來維護統治，讓它們的專制適應新的時代。
問：“道布森先生，感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首先，請問你這本書的主要講的是甚麼？”
答：“我的這本書研究當代獨裁政權是如何用更高明的手段維護統治的，要表達的意思大致是20世紀獨裁者使用的統治手段已經不再適合當今社會了。當然，這些手段仍可以使用，但成本很高。我們發現，獨裁政權現在使用較以前相比更巧妙的高壓手段。比如在俄羅斯，如果普京想要關掉一個人權組織的話，他很可能會派稅務人員或者是衛生人員去調查這個組織的證書、文件，然後關掉它。在委內瑞拉這樣的地方，法律寫得非常空泛。還有的獨裁政權對人權啊、民主啊侃侃而談，但實際上卻不是這樣。”
道布森認為，中國的共產黨有著世界上最高明的統治手腕兒，它們的統治手法更有創造力、更注重實效。
道布森說﹕ “中國政府不再注重人們對革命的忠實度、對社會主義的忠誠度。相反，政府和人民達成了某種妥協，只要人民不對政府的政治壟斷提出異議他們就可以做他們想做
的一切。另外一點就是中國的體制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最具創造性的，有人說中國的體制最注重實效，因為政府會去嘗試不同方式的管理方法。很多（獨裁）政權都在借鑒中國的管理手段。而中國也從西方民主國家那裡學習借鑒經驗，比如召開聽證會、舉行有公眾參與的（政府財政）預算、以及使用民意調查數據。這些一般只是在西方自由民主國家中才會看到，但如果它們能幫助改善中國政府管理，中國政府是接受的。”
儘管中國和其它獨裁政權一樣，運用各種手段來維護自己的統治，包括嚴格的新聞審查和對社交媒體的管控。但道布森說，變革還是會在你不經意間到來。
他說﹕“中國當局控制社交媒體的手段十分高明，比如對微博，和其它類似於Facebook那
樣的網站。你在書中曾經提出你和一位中國知名學者交談，這位中國學者說，中國和中東、埃及的區別在於，埃及有Facebook，中國人沒有。從總體上來看，中國有新聞審查，嚴格管理社交媒體。鑒於此，你是否認為民主制度會是否有機會在中國社會生根發芽，因為當政府把所有渠道都切斷，公民社會怎麼培養得起來，而公民社會是民主體制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
他說﹕ “我不認為，人民需要到某個學校去學習他們應得的基本權利有哪些。我認為人們憑直覺就能知道它們是甚麼。永遠都是這樣的，不論世界哪個地方。如果在過去十年中你到過埃及，（那裡）人們總是談論埃及人的冷漠。他們說，埃及永遠都有法老，永遠都有。人們不關心那些問題。他們只是想把食物擺到桌子上。我也總是聽到人們這麼評價中國。在俄羅斯，人們說（俄羅斯）的好沙皇。即使在2010年我去俄羅斯的時候，人們也在談俄羅斯人的冷漠。既然永遠都是這個樣子，我們為甚麼還要參與？但這一切一夜之間就改變了，成千上萬的人走上街頭。人們開始認識到他們參與到這個體制中和這個體制能帶給他們甚麼，以及這個體制將如何改變是有聯繫的。我完全不認為中國人不會有同樣的感覺，他們同樣也會有這種與生俱來的感受，也就是說他們希望命運能掌握在自己手上。所以這絕對是可能的。世界並不是直到Facebook流行起來才出現非暴力革命的。Facebook 不是必不可少的，仍有很多其它手段。我認為中國民眾有能力去找到它們，甚至比世界其它地方的人能找到更好的方法。”
中共即將在今年秋天召開十八大，屆時中共將進行十年一次的最高領導層換屆。然而中共對十八大的一些重要細節三緘其口。道布森說，這種現象恰好說明中共對自身統治的高度危機感和不自信。
問：“你認為中國社會是否存在某種危機會引發又一次‘天安門事件’？
答：“這很難講，預測未來是很難的。”
問：“那麼目前的經濟增速減慢或者是十八大政權交接呢？”
答：“政權交接對於任何專制政體來說都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時期，因為專制體制的政權交接往往是沒有合法程序指引的。而就中國而言，（中共的）政權交接是遵循黨內規則的，是黨內沿襲下來的一套程序。這是一個脆弱的時期。政府把（十八大）也看成是一段脆弱的時期。這就是為甚麼他們要把那麼多的信息控制起來。我2011年2月份去中國的時候，人們只是拿朵花上街散步政府就覺得有必要派數以千計警察到北京街頭一角。這本身就說明中共的不安全感。我認為能夠知道他們脆弱與否或安全與否的專家就是共產黨自己。從他們的表現看，他們一定是感到不安全。我認為，那個時刻終將到來。到底怎麼到來，我想在他們（中共）感到錯愕的那一刻我是不會驚訝的。”
道布森說，最有利於中國社會平穩過渡的政治改革進程將是自上而下的，但如果當權者處理不當，變革也有可能會是自下而上的。
道布森說﹕“這要取決於政府要面對的挑戰是怎樣的。我覺得如果他們等待太久，如果他們把持政權太緊，那麼我認為發生自下而上的變革的機會更大。如果他們想遵循印度尼西亞、甚至新加坡的路線，那麼他們走的就是一條明智的自上而下的路線。因為那樣的話，至少轉型會是平穩的。但目前我看不到中共正在積極地這麼做。我認為他們考慮更多的是如何鞏固他們對政權的控制。
不過，道布森對目前專制國家能在中短期內發生重大變革並不感到樂觀。他寫道，革命要想成功就必須籌劃、準備，而且要能聰明地掌握對專制政權的認識，從而以智取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