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1年最新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中，1949年10月中共建政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結束的這段時間被描述為“是我們黨領導人民艱辛探索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道路的歷史時期。” 《簡史》也承認，在這段期間，中國經歷了“嚴重挫折”，但是，黨史沒有告訴中國國民的是，在這一次次的“探索”運動中，數不清的中國家庭家破人亡，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因此丟掉了性命。
在這27年間，中共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運動—“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等不一而足。在每一次血雨腥風中，總有一個階層淪為新的“階級敵人”，遭到迫害和殺戮和徹底推翻。最先是中國的地主階層、後到資產階級、再到知識分子、到農民，最後整個中華民族遭殃。
“土改”“鎮反”，地主階級的消亡
中共建政後不久，就將在早前在中共統治下的所謂“老解放區”（東北和華北）進行的“土地改革運動”（土改）推廣到中國的其他地方。 1950年冬季到1952年底，大規模的“土改”運動在華東、中南、西南、西北等所謂的廣大“新解放區”廣泛展開。
最新版的《中共簡史》對“土改”的介紹完全是正面的和肯定的。 《簡史》說，“這是一個偉大的歷史性勝利”。 “全國約三億無地和少地的農民無償獲得約7億畝土地。” “ 標誌著在我國延續了幾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礎--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製，至此徹底消失了，農民真正成為土地的主人。”
《簡史》隻字未提的是，不僅“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製”徹底消失，而且數以百萬計的“地主”的肉體在土改的血腥暴政中也徹底消失了。
中國民主人士章乃器曾在1950年5月到8月之間擔任中國全國政協組織的一個西南土改工作團的團長，前往川東地區見證當地的土改活動。他的兒子，歷史學者章立凡曾在美國之音的節目中談到父親的日記對川東土改的記錄。
他說：“（父親）8月10號的日記說，某某村吊打，打死了女地主何靜休；四村打死地主曾瑞；六村何云橋和兒子媳婦兩人被吊打，一人被扎（綁），大兒媳第二天上吊自殺；另一地主何聿文被吊打二三十分鐘就死了；三村吊打八人，得糧兩擔，死兩人…”
土改一共殺了多少地主？有人保守估計有兩百萬左右。有人認為被殺地主人數在100萬到400萬之間。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榮退教授、歷史學者宋永毅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資料做出的推算顯示，從1950至1954四年間，中國地主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數為470萬。宋永毅主編過《中國當代政治史資料庫》，內錄中共建政以來歷次運動，包括“文革”、“反右”、“大饑荒”以及“土改”時期的檔案文件。
中共黨史沒有告訴民眾的是，土地改革是可以和平進行的。在東亞的日本、韓國和台灣都推行過和平的土地改革。中華民國政府退到台灣後，政府購買地主的土地，再把土地以極其低廉的地價賣給貧苦農民，最後，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標。
中共的血腥暴力“土改”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中共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時期。不過，那個時候叫做“土地革命”。歷史學家章立凡認為，中共暴力實施土改的目的就是要將農民與共產黨的命運綁在一起。
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實際上，土改的目的就是要讓大家手上都沾上鮮血，不但所有農民要通過暴力方式沾血，而且這些知識分子也要在這場暴力革命中沾血，以便綁架他們，讓他們不得不跟著共產黨走。”
中共副主席劉少奇1956年9月在政治報告中也解釋了這樣做的目的。 “用徹底發動農民群眾的群眾路線的方法，充分地啟發農民特別是貧農的階級覺悟，經過農民自己的鬥爭，...廣大的農民就站立起來，組織起來，緊緊地跟了共產黨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鄉村的政權和武裝。因此，土地改革不但在經濟上消滅了地主階級和大大地削弱了富農，也在政治上徹底地打倒了地主階級和孤立了富農。 ”
分析人士指出，“土改”對中國社會影響最大的不是土地的歸屬權，而是在農村人口中劃分的階級成分。 “土改”後，農村人口被劃分為雇農、貧農、中農、富農和地主。貧雇農是中共依靠的對象，中農是團結的對象，地主和富農被定為剝削階級，是打擊對象。從此，地主和富農成為中國永遠的下等階級。這樣的階級成分論影響著地主和富農中幾代人的命運，甚至性命。一些所謂“地、富、反、壞、右”分子及其子女在後來的“文革”中慘遭殺戮。
歷史學者宋永毅告訴美國之音，土改中劃分階級成分的嘗試成為中共後來歷次用政治運動治國的理論基礎。
他說：“土改的理論基礎旨在煽動仇恨，製造敵人，挑動一部分民眾去迫害和殺戮另一部分民眾，成為中共後來以無休止的政治運動治國的理論基礎。” 他說，中共後來的一系列運動，總是會劃出一個新的“階級成分”，製造出新的“階級敵人”，比如“反右”運動中的“右派分子”和“文革”中的“走資派”等。
中共在進行土地改革的同時，1950年10月到1951年10月間，還在中國全國范圍內進行清查和鎮壓反革命分子的政治運動。
中共《簡史》也是用肯定的口吻描述“鎮反”運動的必要性和正義性。 “鎮壓反革命運動掃除了國民黨遺留在大陸的反革命殘餘勢力，基本上肅清了的特務、地下軍及會道門等反動組織，社會秩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的配合了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戰爭。”
歷史學者宋永毅說，在一些地區，“鎮反”為“土改”服務。 “凡是農民不肯斗地主，或是工作隊打不開局面，就先殺人製造紅色恐怖來發動群眾。這樣的手法極為普遍”。台灣歷史學家陳永發在《中國共產革命70年》一書中指出，“鎮反”對農村“會道門”等的清理實際上打擊了地主、富農的權力機構，方便了“土地改革”在農村的推行。
“鎮反”運動造成的死亡者數字不太明確，但是，根據中國公安部黨組1958年9月向中共中央的報告，“自開國以來到1958年5月，全國共逮捕了反革命和其他犯罪分子611萬8千246名，殺了其中罪大惡極的86萬2千236名，管制了194萬2千125名，基本上完成了肅清了反革命殘餘勢力的歷史任務。”
201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間接承認這次運動存在濫殺現象。書中說：“由於當時司法體制和審判程序不夠健全，一些地方的工作中出現過錯捕、錯殺等偏差，中央及時發現並做了糾正。”
黨史沒有說明的是，中共高層以及毛澤東本人制定了“鎮反”運動中的殺人指標。據稱，毛澤東明確指示上海和南京方面“鎮反”運動負責人說：“上海是一個600萬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萬餘人僅殺200餘人的情況，我認為1951年內至少應當殺掉罪大的匪首、慣匪、惡霸、特務及會門頭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應殺掉1500人左右……南京是一個50萬人口的大城市，國民黨的首都，應殺的反動分子似不止200多人。南京殺人太少，應在南京多殺。”
在毛澤東的建議下，中共中央開會討論殺人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設定數字，按比例殺人是毛澤東一貫以來的做法，這個做法在後來的“三反五反”、“肅反”、“反右”運動中再次出現。
“三反”“五反”，資產階級走入歷史
如果說，土地改革消滅了地主和士紳階層的話，那麼，中共接下來的運動目標就是中國城鄉的民族資產階級。
對於“三反”、“五反”運動，根據中共官方的解釋，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中開展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和在私營工商業者中開展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
“三反”和“五反”看似是兩個不同的運動，針對不同的人群，但卻互相關聯。根據中共簡史，“五反”運動是“三反”運動的直接結果，因為“黨政機關內部的貪污行為，往往與不法商人勾結而來的。”
在“三反”運動開始後不到一個月，針對資本家和私營工商業者的“五反”運動就在全國，主要是大城市，迅速展開。上海因為是中國的商業中心，成為“五反”運動的第一目標。
在運動中，中共鼓勵群眾揭發，資本家之間“背靠背”互相檢舉。被認為有問題資本家、業主和商販被戴上高帽，遊街示眾，受盡肉體和精神侮辱。有人被迫上交了他們的資產，有些人不堪屈辱尋求死亡。這其中就有上海大名鼎鼎的冠生園老闆冼冠生和中國航運大王盧作孚。
美國哈佛大學亞洲中心主任托尼·塞奇（Tony Saich）在新書《從反抗者到統治者--中共百年曆史》中提供了這樣一組數據，“五反”運動開展後兩個月，僅上海的自殺人數高達644人。
到1952年10月“五反運動”結束，查補的“五毒帳”達20億美元，這些錢被用於當時正在進行的朝鮮戰爭，也就是中國所稱的“抗美援朝”戰爭。
根據台灣歷史學家陳永發的《中國共產革命70年》， “五反”運動中，僅在上海、天津和北京等八大城市中，共有46萬7776戶工商業主受到衝擊。由於罰款沉重，許多商家不得不宣告破產。另一些許多私人工商業業主乾脆要求政府接受其產業， 寧願自己變為公司合營管制下的股東，以便維持全家的生活。
這就解釋了中共黨史中“五反”運動“為後來用和平方式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作出了重要的鋪墊”的說法。靠著這樣的逼迫方式，在幾年內，中共在全國全面取消了資產階級和私有製，將商業收歸中共所有。 “五反”運動後，中國資產階級也走進了歷史。
“整風”“反右”，知識分子從精神上消亡
1957年開始的“整風”和“反右”又是兩個連在一起的運動。 “整風”是共產黨黨內“整風”，“反右”是給黨內、黨外人士確定“右派”身份，並進行打擊。
由於擔心社會主義改造進程中出現的“複雜新情況”引發類似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危機，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開展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號召黨外人士“鳴放”，鼓勵群眾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見，也可以給共產黨和政府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台灣歷史學家陳永發認為，1957年取得自由發言機會的中國知識分子，“被情緒沖昏了頭腦”，毫無顧忌地對共產黨和政府表達了不滿和改進意見，卻沒有想到共產黨既然可以鼓勵“大鳴大放”，也可以“停止大鳴大放”。
有人批評中共存在“黨天下”思想，有人提出“共產黨與民主黨派輪流坐莊”，有人認為“一黨執政有害處”等等。但是，這樣的意見讓毛澤東和中共無法忍受，決定對知識分子進行反擊。
中共黨史是這樣解釋“反右”運動的開始的。 “隨著整風運動的迅猛展開，也出現了一些複雜的情況，除了對黨的工作作風提出批評意見外，也有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發動進攻。…6月，中央要求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進攻。”
在“反右”運動中，中國政界、文教界、新聞出版、國家政府機關、科技界、工商界的一批知識分子被打成了右派，淪為“政治賤民”。根據認罪的態度，這些右派被分級處理，最嚴重的被送監獄，甚至被判死刑。一些人被送“北大荒”、“夾邊溝”等右派改造基地，很多人後來在1959到1961年席捲全國的“大饑荒”中被活活餓死。另一些人則選擇了自殺。
對於“反右”運動，黨史認為這是“必要的”和“正確的”，只是出現了“擴大化”。黨史說， “由於對階級鬥爭的形勢做了過於嚴重的估計， 把大量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敵我矛盾，把大量思想認識問題當作政治問題，反右派鬥爭被嚴重擴大化了。”
中共黨史沒有提到的是，這個運動被擴大了99倍。根據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復查統計，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1958年的“反右補課”中，全國共“改正”右派55萬2877人，不予“改正”的96人，錯劃率為99.998%。有數據顯示，大約只有10萬多人活到了被“改正”的時候。
台灣歷史學家陳永發說，“黨國體制外的知識分子受到這一嚴重教訓後噤若寒蟬，就不再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共政壇上扮演任何重要角色了。 唯一可能起到一些制衡作用的知識分子被鎮壓，中共的黨國體制也就越來越像一個龐然巨怪，完全根據其本身的發展邏輯來進行活動。毛澤東依賴這頭龐然巨怪發動了大躍進。”
歷史學者、加州大學的宋永毅說，相比於共產黨的歷屆運動，在反右運動中死亡的知識分子不算很多。但是，“反右”運動在精神上和社會地位上讓中國的知識分子消亡了，不管是黨內還是黨外。
他告訴美國之音；“知識分子在一個社會的職責最重要的是，它有獨立性，對政權有監督作用。 57 年和58年的搞法，把所有的知識分子搞得完全失去獨立性。 學界有有一種說法， 57年反右成功地把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現代社會群體從思想上和地位上消滅了。”
後來的許多分析人士認為，後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發生與中國的知識分子被集體噤聲息息相關。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權力在“反右”運動後失去了監督。
“大躍進”導致“大饑荒”，數千萬農民死亡
“大躍進”可能是中共歷史上為數不多的沒有特別製造“階級敵人”的一次運動。但是，由於中共的錯誤政策，這個運動最終導致最大數量的人員死亡。高達3500萬到4000萬人（也有人認為是4500萬人）在“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中死亡，其中幾乎全是農民。
1959年至1961年，中國出現了罕見的“大饑荒”。在城市，民眾們憑票購買食物，每天食不果腹；在農村，農民們不僅吃起了草根、樹皮，甚至還吃起了人。
然而，在中共黨史中， “大饑荒”至今是禁忌的字眼，取而代之的是“三年自然災害”或是“三年困難時期”。新版《簡史》甚至連“三年自然災害”這個特定的詞彙也沒有提到，只是說“反右傾”鬥爭中的“左的進程”、“自然災害”以及“蘇聯政府背信棄義撕毀合同”讓新中國面臨“前所未有的嚴重經濟困難”。
楊繼繩是前新華社高級記者，他走訪了當年受災最嚴重的十幾個省份，詢問當事人，查閱大量檔案資料，寫就了描述這場“大饑荒”的巨著--《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他2012年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也說，這場慘絕人寰的悲劇並非天災，而是人禍，是中共推進的“大躍進”等政策直接造成的。楊繼繩認為，1958年到1962年，中國非正常死亡3600萬人。
他說：“大饑荒應該說是跟'三面紅旗'連在一起的。所謂'三面紅旗'就是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所以正因為'三面紅旗'製造了全國混亂，造成大饑荒，'三面紅旗'是大饑荒的直接原因。”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正式通過“鼓足乾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大躍進”運動從此在全國范圍內發展起來。
工業方面，為了落實毛澤東提出的鋼產量比1957年翻一番的目標，提前實現15年鋼產量赶超英國的目標，中共掀起了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為了提供大煉鋼鐵所需要的原料和燃料，各地大量砍伐樹木，鐵製農具等生產資料被當作煉鋼的原料被搗毀，農村大量勞動力丟下農業生產去大煉鋼鐵，導致不少莊稼爛在地裡無人收割。在農業方面，人們聲稱糧食產量大幅度增長，畝產上萬斤糧食的消息頻頻傳出。
大煉鋼鐵對中國的農業產生了巨大衝擊外，農業方面的“浮誇風”將農民進一步推進絕境。包括導彈專家錢學森在內的科學家也為“浮誇風”背書，稱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可以達到“四萬斤”。
楊繼繩說：“反正衛星放得高，糧食產量報得高，那徵購糧食就高了。你本來產了一萬斤糧食，我徵購兩千斤；你如果是10萬斤糧食，我就徵購兩萬斤。所謂徵購是兩個字，徵就是徵收，是公糧，這是強制性的；購是收購餘糧，餘糧都要賣給國家。農民哪有什麼餘糧、口糧。飼料都當餘糧收購去了” 。
楊繼繩認為，“大躍進”期間建立的公共食堂也是農民被餓死的原因之一。 “食堂成為乾部控制農民的手段，動不動就扣飯。你今天不聽話，就不讓你吃飯。扣飯是比較普遍的現象，各地都有。扣一天、兩天，扣三天就餓死了，很多人餓死在食堂門口”。
在這樣的嚴重災情下，中共中央還出台了嚴禁逃荒的政策，並禁止開倉放糧。 1960年1月份，大饑荒嚴重，大批農民正在餓死的時候，執政者反而刻意增加糧食庫存。
根據資料，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全國餓死人最多的一年。而在這期間，國家的庫存糧食最高達到887.03億斤60，最低時為403.5億斤，足夠一億多人口一年的口糧。楊繼繩認為，這樣的庫存，拿出一半就不會有人餓死。
1962年為1月，在為1958年大躍進與人民公社運動的失敗進行總結的“七千人大會”上，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說“大饑荒”的造成是“七分人禍，三分天災”。
文化大革命， 全民浩劫
對於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的評論，新版《中國共產黨簡史》延用了中共中央1981年為“文革”等若干歷史問題制定的決議中的說法。 《簡史》說：“它（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組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留下了極其慘痛的教訓”。
加州州立大學的歷史學者，文革史專家宋永毅認為，即便是這樣的定性，對“文革”的否定也算不上徹底。
他最近在一篇題為“危險的信號：習（近平）版《中國共產黨簡史》或明或暗地為文革翻案”的文章中寫道：“其中把文革的罪責從發動者毛澤東的身上推卸到所謂的'反革命集團'對毛的'利用'上，就無法服眾，大有為毛開脫粉飾之嫌。眾所周知的是：所謂'四人幫'反革命集團'並不是以毛澤東夫人江青為首，其實是以毛澤東為首：不是'四人幫'而是'五人幫'。”
他認為，把責任推卸到“林彪反革命集團”身上同樣難以令人信服。畢竟，毛曾經把發動“文化大革命”與建立“新中國”當成他一生中的兩件大事。
與中共以往的黨史不同，《簡史》還將“文化大革命”納入“艱辛探索”的過程之中。宋永毅認為，新版黨史這麼做是試圖為“文革”翻案。他認為，新版《簡史》試圖以輕飄飄的兩個字“探索”將毛澤東和執政黨的錯誤“一筆帶過”。
《簡史》為毛澤東發動這場內亂進行了辯解。 《簡史》說，發動“文革”是毛澤東為了中國尋求建設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而進行的不斷探索之一。只是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發展規律認識不清楚”，“最終釀成內亂”。 ” 除此之外，《簡史》用將近一半的篇幅大談“文革”期間經濟、外交和國防科技上的”重大成就”，企圖沖淡和掩蓋“文革”帶來的政治災難。
越來越多的專家認為，“文革”的成因是中國高層的權力鬥爭。這不僅是“文革”發生的導火線，也是貫穿“文革”始終貫穿的主題。中國學者張顯揚曾總結說，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就是“生前怕篡權，死後怕鞭屍”。
中共黨史學者、《晚年周恩來》一書的作者高文謙在文革發生五十週年時對美國之音說，毛澤東發動“文革”，就是為了“奪權”。
高文謙說：“毛之所以發動文革，用他自己的話說，他跟對斯諾所說的，就是因為'大權旁落'，可以說，'文革'就是毛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一場奪權運動，打倒一切、全面內戰，就是為了亂中奪權。”
因為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失敗，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發生動搖。相反，當時的國家副主席劉少奇因為挽救“大躍進”敗局，贏得了黨內支持和尊重。 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退居二線，由劉少奇、鄧小平等人主持中央日常事務。
從劉少奇和鄧小平那裡重新奪回權力成為毛澤東的第一目標。 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寫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直接的攻擊對象就是劉少奇和鄧小平。同年10月，劉少奇被開除黨籍，並被秘密關押。 1969年，在拘押中死亡。鄧小平也被打倒。
中共《簡史》承認，“文革”使得“黨的組織和國家政權受到極大削弱、大批幹部和群眾遭受殘酷迫害， 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踐踏。全國陷入嚴重的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 《簡史》沒有具體提及“文革”對中國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破壞性影響，更沒有提到 “文革”造成數以千萬計的人非正常死亡。
“文革”之初，毛澤東鼓勵全民“造反”。由中學生、大學生組成的所謂“紅衛兵”拉開了造反序幕。全國各地的“紅衛兵”走出學校，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下，破“四舊”，痛打“牛鬼蛇神”。全國各地無數珍貴的文物古蹟被破壞摧毀。
“文革”後不久，“造反派”大規模奪權，建立革委會取代黨政機關。遠遠超過一半以上的黨政要員，包括中共的高級官員被造反派鬥倒，各級政府陷入癱瘓狀態。許多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其中包括中共高級官員。除了劉少奇之外，軍方的彭德懷、賀龍以及國務院副總理陶鑄都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中共自己的統計是有六萬多名幹部被迫害致死。
知識分子也成為首要被打倒的對象之一，被視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臭老九”，受到廣泛的批判和迫害。著名知識分子，如老舍、傅雷等受迫害自殺身亡。
“文革”期間，學校工作全面癱瘓。整整一代青少年沒有接受應有的教育。 1968年，毛澤東一聲號令，“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大約1600萬初中和高中畢業生隨後進入中國的農村地區。
全國各地的武裝衝突，俗稱“武鬥”，普遍發生。中國的軍隊也曾經部分捲入這種“武鬥”，甚至動用了包括坦克和高射砲等現代武器。根據中共文件《廣西文革大事記》，僅在廣西一省，1968年，軍隊對一派造反派進行圍剿，在半年到一年的時間內，20萬人被殺。
一些人在“文革”中被殘酷屠殺。北京、廣西、內蒙、廣東和雲南等地都出現了大規模的屠殺事件。根據中國官方的資料，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北京大興縣十三個公社的地主富農及其家屬325人先後被殺害。受害者中，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
受到“文革”衝擊、株連的人更是不計其數。中共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也說過，文革讓一億多中國人遭受了迫害。中共現任總書記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也在文革中遭受迫害遭審查，而且習近平本人也被株連。
習近平本人在“文革”中的坎坷經歷以及家庭在“文革”中的不幸，曾讓一些人在他上任之初對他抱有幻想，希望他能夠運用手中的權力徹底否定“文革”並拋棄毛澤東的路線。
然而，執政以來，習近平卻與毛澤東越來越相似，追逐個人權力，並推崇個人崇拜。他還提出“兩個不能否定”：不能以改革開放前30年否定改革開放後30年，也不能用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這被認為是捍衛毛時代和“文革”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