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是鄧聿文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最近一段時間,中國經濟成了全球關注焦點,我在上期專欄文也說,中國經濟有可能構成今年全球最大地緣政治風險。不過,中國經濟的不振與社會情緒有著直接關聯,後者的普遍消沉影響了市場信心。
社會情緒可以視作一個國家的人民對它的政府的評價。中國的社會情緒當前處於一種負面狀態,反映民眾對中共特別是習近平——不只是政策,而是其本人——的極其失望和不滿。
習背離改革開放,不滿聲音遍及各階層
這種失望和不滿由來已久。習10年前上台時,民眾曾對他懷有期待,希望在他的領導下,中國能夠擺脫胡錦濤時期改革止步不前的狀態,同時政府清廉。隨後開展的大力度反腐讓他贏得了相當大的民心,也逐漸樹立起個人權威。當時只有極少部分人預見到了他會把中國帶向今天的局面。
鄧小平開啟的改革開放締造了中國的經濟奇蹟,長達30多年的高增長讓中國擺脫了積貧,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受惠於經濟成長,一個初具規模的中產階級從無到有,逐步發展壯大起來。比起經濟成就,改革開放更重要的是帶給人們思想、眼界和精神的改變,中國和世界接軌,融入全球化,與現代文明親密接觸,這些都讓人們對未來充滿信心。
然而習近平扭轉了中國發展的軌跡,背離了改革開放的道路,儘管官方仍然高舉改革旗號。這個過程既是漸進的,但又帶有一種突變性。在此過程中對他不滿的人越來越多,而引起中產階級特別是國內自由派普遍不滿的,則是他第一任期結束後對國家主席任期制的廢除,人們從這一舉動中警覺到他可能要謀取終身制的野心,這破壞了此前奠定的總書記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的政治傳統,然而,黨已經無法阻止他的野心。
疫情三年是習個人專權的大爆發。如果說,之前他在政治上的集權,對言論和思想的打壓,以及在經濟上限制私營經濟的做法得罪了黨內的開明派、社會的自由派和企業家階層,但其實行的強硬的民族主義路線也為他獲得了底層和中產階級中那些希望中國強大的人群支持;那麼,三年疫情,習實行嚴格的清零政策,野蠻封城,強制剝奪個人自由,無處不在的對民眾的監控,幾乎把中國社會所有階層,包括原先支持他的中產階級和底層民眾,都得罪了。在現代社會出現這種現象,極其罕見。
上海封城-最後一根稻草?
然而,這中間民意也有一個變化。疫情初期,由於未能有效應對,他的威望跌到上台以來的最低谷,但隨著疫情向全球擴散,在2020年中到2021年中一年左右時間,由於中國在主要大國中率先控制疫情,同時經濟得到恢復,政府改寫了疫情敘述,將之描繪成得益於習的英明領導和指揮,民意出現有利中共的轉變,習從而迎來權力的高峰期。可在疫情進入後半段,隨著多數國家逐漸解封,中國卻再次封控,特別是上海的封城,終於擊潰了人們對他的最後一點耐心,並在11月,釀成席捲中國多個城市的青年反抗運動。假使中國政府不在隨後宣布解封,更大規模的社會反抗是非常有可能出現的。
目前中國的社會情緒已到達某種臨界點,民眾的信心已然崩潰,對現政權的不滿就像瘟疫一樣到處蔓延。這不是誇張的說法,而是非常可能接近事實的描述。儘管在中國沒有可信的民意調查,然而,中國自媒體每天轉發的海量負面信息和大眾低落的情緒,讓對國情有基本了解的人知道這決不是誇大其辭,故意抹黑中國。
大眾——從底層到中產階級,從黨外到黨內,從知識階層到企業家,從普通公務員到中高級官員,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焦慮,既看不到個人前途,也看不到國家的希望。失業的威脅,收入的下降,養老金的減少,沉重的房貸,這就是多數中國人每日都要提心吊膽面對的現實。對官員而言,這個現實是無休止的政治學習和對領導人的忠誠測試以及反腐的壓力。對企業家而言,這個現實是沒有好的投資項目和破產的威脅。對知識分子而言,這個現實是苦於不能說話。人們厭倦了官方虛假的宣傳和意識形態,想改變命運的,要么移民,要么偷渡——疫情解封後,大批民眾通過“走線”進入美國,創改革以來最高;不想改變命運的,則被迫或自覺內捲與躺平。
社會情緒大爆發何時到來?
時下中國出現的狀況類似於文革末期或者六四後的幾年,那時人們對政權極度不滿,對現狀極度沮喪,想改變現實卻又自覺沒有能力,苦悶徬徨,看不到個人和國家的前景。說中國正處於大變革的前夜是恰當的,但絕望也孕育著希望,不滿也孕育著反抗,如果這種民情持續若干年,越過人們所能承受的心理臨界狀,屆時因某個小概率事件很可能觸發系統性社會危機,導致社會情緒的大爆發,變革也就不期而致。
儘管當下矛盾重重,但在官方強大的維穩機制下,社會變革不會很快到來。一是因為這種最壞的情況更多是人們的一種心理感受和悲觀主義意識所致,從社會財富的角度來說,多數人的實際生活水平還是要好於文革末期和六四後幾年,也就是說,社會財富的積累機制雖然中斷,但財富存量還在;二是因為中國政府也在試著調整和改變,呼應和照顧人們的社會情緒;三不能不說到的一個因素是人性的弱點,由於當局多年來的物質鼓勵和價值觀的虛無化,社會的主體已被改造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不願也不敢公開出來反對當局。
不管社會變革會不會到來以及何以到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要人們做馴服工具的時代已一去不返了。無論多麼完美的極權,都做不到這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