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近年來大力減貧，但是城鄉貧富差距仍在拉大。分析人士表示，官方政策上的矛盾造成所得分配失衡，成為農村貧困的根本原因，這個問題如果得不到解決，就不可能真正脫貧。
世界銀行自2011年使用每人每日1.9美元的極端貧困標準，就是維持生存必須的食物和物資折算成金錢後的最低標準。中國2020年宣布全面脫貧。官方表示，在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據媒體報道，中國自己定義的貧困線，是自2010年以來，經過通脹調整後的每人每天2.3美元。
不少專家對於中國全面脫貧的說法提出質疑。在官方聲言的“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的背後，城鄉貧富差距逐漸惡化是不爭的事實。
據中國國家統計局資料，2020年城市人均年收入為43834元，農村人均年收入17131元，若對照2015年底開始進行的“脫貧攻堅戰”，可以發現5年來農村生活確實獲得改善，收入增幅達50 %，甚至比城市收入增幅的40%還大，但城鄉收入的差距也隨之擴大，5年來增長了35%。
政策矛盾造成分配失衡
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大陸所所長劉孟俊對美國之音表示，以中國整體經濟總量來看，如果能做到所得分配均衡，是有條件邁向小康社會的。他認為，中國現今的貧困問題不是經濟成長問題，而是所得分配問題，但政策上的矛盾使得所得分配更加失衡，如果持續惡化下去，貧困問題無法獲得根本解決。
劉孟俊指出，第一個政策矛盾是，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和產業發展模式越來越倚靠高科技與資本密集產業，高密集勞工和資本家將獲得更高收益，這使得所得分配更加惡化，也就是說，當政府的資源偏向全球戰略型的產業化，偏地方型的農業資源自然會受到政策排擠。
分析人士表示，劃設耕地保護紅線成了農村經濟發展的第二個政策矛盾。中國人民網6月16日報導，為了確保糧食安全，首要的是落實“藏糧於地”戰略，必須嚴防死守18億畝耕地紅線。
不過，專家表示，紅線內的產出是為了滿足國內需求，側重國家糧食安全，由政府收購糧食，因此農糧價格無法提升，對農民的收入可能變成一種妨礙。再加上進口糧食的壓力，可能減少國內糧食需求，即使進口糧食價格提升，也未必跟國內農民所得提升有關聯性。
專家並指，中國政府為了強化政策有效性，時常利用補貼政策，這個制度又會使得所得分配更加惡化，因為政府補貼一些高科技產業，使得高科技產業的群體得到更高收益，城鄉貧富差距更加擴大。
此外，很多地方政府的收入來自土地財政，因此為確保財政收入，不希望土地價格下降。專家說，當土地價格越來越飆漲，握有更多土地的城市，透過土地拍賣或租賃得到更多收益。握有住宅的城市居民，以及工商用地使用權的企業家也因而致富。相對的，城市土地持續上漲，但農村田地、林地無法變更為更具市場價值的用途。出於地方政府土地財政的考量，維持近年城市土地價格不墜，也更加擴大了城鄉貧富差距。
劉孟俊說：“整個中國的貧困問題來自於很多製度設計或政策做法，造成它的所得分配失衡，會使得更多貧困問題更加突出。它去年達到所謂的小康社會的十三五規劃或建黨百年的目標，事實上是隱藏在很多的統計數字背後的問題，因為這些矛盾現在還是沒辦法解決。”
城市貧困黑數恐被隱藏
城市的貧困黑數可能是被隱藏的數字之一。長期關注中國戶籍制度的旅德作家周勍表示，中國2018年公佈的農民工流動人口是2億多人，這些都是生活在城市裡的長住人口，但他們絕大多數沒有城市戶籍，做得是打零工的工作，工作沒有保障，也無法享受城市的醫療、養老和保險。
根據官方統計，2020年一季度，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為家庭月人均1170元，總計有6萬多戶，10多萬人，若加上沒有戶籍的農民工，需要扶助的城市人口勢必多更多。但是，這些人因為沒有戶籍，所以無法申請低保補助。
“他們連每個月1170元的基本保障都享受不了，就是做一天有一天，城市貧困人口統計中，他們也不作為統計的取樣，這是一個大問題。”周勍說。
雖然中國農村脫貧的核心底線為“一超過、兩不愁、三保障”，是指每人每年收入超過4000元人民幣，不愁吃、不愁穿，以及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的保障。有專家說，農村很多情況是滿足了脫貧形式上的要求，但實際上卻是經不起仔細推敲的“面子工程”。
一位不願具名的中國經濟學教授對美國之音說：“脫貧是中國舉國體制下的一個政治任務，在某個時間點宣布中國整體脫貧，實際上是並不太科學的說法，因為今年是建黨一百週年，（脫貧宣示）跟一百週年慶祝是有關的。”
農村脫貧的面子工程
這位學者表示，很多農村為了政績，趕在短時間內達標，雖然建造了新的房屋，但屋內無水可用，農民根本沒辦法居住，最後還是搬回原本的老屋去住，要不然就是要走很遠的路，用各種交通工具才能把一周的水運回來，這並非個案。她說，農村經過短暫驗收後脫貧了，但能否建立起內生性的可持續性發展機制，才是真正脫貧的指標。
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大陸所所長劉孟俊也說：“短時間把政策資源放在農村裡，把貧困農村的帽子摘掉，把農村提升了一個檔次，整個農村里面的收入都提升了。接著下來第二年的話，可能所有的財政資源就不見了，就不再進去了，那可能這個農村又會再回去它貧困農村。”
據周勍研究，山西省大同縣在50年前有28萬人，10年前有35萬人，最近人口普查有22萬人，而實際人口約在16萬人左右。大同過去10年前還有16個企業、4000多個產業工人，現在這些工人全部消失，產業全部破產。
週勍說：“將來如果政府不搞政治運動形式的承包也好，定點扶貧也好，就說這16萬人將來靠什麼來脫貧？這更會導致一個惡性的東西，有一個名諺就是說，官員現在需要靠脫貧來升官，那我就使勁幫你忙，一旦這個風一過，我就把它當成棄子不用，就是'用著了抱在懷裡，用不著推到崖裡'。 ”
不具名的中國學者表示，貧困是經濟發展中伴生性的問題，是一個動態的概念，不是靜態的概念。雖然中國的貧困線略高於世界銀行設定的每天1.90美元的絕對貧困線，低於中上收入國家的每天5.50美元，但中國已是中上收入國家，應該採用更高的標準來定義貧困。
專家：中國應向發達國家看齊
該名學者說，如果按照絕對貧困的標準，多數歐美國家可能就沒有窮人了。但實際上，美國政府承認有17％的貧窮人口，英國也有約17%、1100萬人被視為貧困人口，這是因為這些發達國家採取的是更高標準的“相對貧困”指標。
所謂相對貧困，按照世界銀行標準，是以國民收入中位數的三分之一以下來定義。中國202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為27540元。按照這個標準，年收入不足9180元者即為貧困，是中國脫貧標準每年4000元的兩倍之多，也凸顯中國現行定義的貧困標準太低。
這位學者表示，中國2010年起GDP經濟規模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能再像以前一樣，一味追求經濟增長而透支許多福利，應該要進入下一階段，追求民生相應水平的提高。
她說：“如果你認為2021年中國已經解決整體貧困的問題了，也就是絕對貧困的問題了，那麼你接下去的任務就是相對貧困線的設置以及配套政策的一個提出，就應該要向發達國家看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