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年關將近，中國有為數近3億人的農民工都盼著回家團圓。不過，在新冠疫情恐復燃的勢頭下，近三十個省份都倡議“就地過年”，所祭出的防疫措施也加大了農民工返鄉的難度。但是，就算回不了家，大部分農民工在工錢到手、確保全家老小溫飽無虞後，還是可以勉強安心過年。然而，有一群龐大的農民工，正愁著年關難過，喝不上放心水。因為他們被惡意拖欠工資且催討無門。
這一群農民工不僅自己的生活陷入了困頓，就連老家那邊好幾口人也急著“等米下鍋”，工資沒有著落讓一大家子的人跟著重拾貧窮的滋味、甚至借錢度日的痛苦。這正是來自甘肅省的何林和邱玉平這兩年的生活寫照，而他們的螻蟻人生也凸顯出，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喊得震天價響的“根治欠薪”和“全面脫貧”兩大政績，與現實卻有著極大落差。
甘肅農民工的討薪路
36歲的何林來自甘肅省臨洮縣的農村，老家有89歲老奶奶、63歲母親、媳婦、6歲兒子和4歲女兒共五口人，都靠他一擎“頂樑柱”在養活。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他從2000年起就出外打工，不曾務過農，這十多年來，做得大多是建築工的零活。雖是辛苦的體力活，但他也漸漸做到10萬人民幣(約1.56萬美元)的年收入，“夠一家六口過上簡單日子了”。
拜中國經濟成長之賜，何林一家六口的人均年收入約有1.7萬人民幣(約2,645美元)，超過中國的貧窮線(人均年收4,000人民幣，約622美元)已經很遠，老早就脫貧了。不過，其家境距離中國人均年收入近3萬人民幣(約4,667美元)的水平還差上一大截，因此，算來仍屬於社會底層的弱勢工薪階層，只不過，沒讀過書的他說，已很知足。
直到2018年7月，他和一群近百人的農民工接下了位於甘肅省天水市武山縣一個名為“武山甘肅華夏春秋(天水.鐵籠山)文化旅遊影視基地”的施工項目，情況出現了變化。誰曾料乾了大半年的活，臨到了結算工資時，建設方甘肅華夏春秋公司先是推託錢還沒下來，得等至年後才有錢支付總計500萬元人民幣的工程款(含農民工資380萬人民幣)，但過完年，負責人雷雙德卻一夕間銷聲匿跡，人找不著，工資也沒下落，整個工程也延宕至今。
因為是民工代表，何林等人到處具狀舉報、催款、維權，這一折騰下來，整整兩年，卻一無所獲。何林說，各級政府推諉卸責的“踢皮球”行迳浪費他們大量的人力和財力、也造成極大的精神損耗。求助無門外，何林連自己的工作也顧不上，因為只要去打工，就會有底下的工人吵著找他要錢，讓他無法幹活，也因此，直接導致他個人兩年來的收入幾乎歸零，切切實實地“返貧”了，原有的貸款還不上，就連老家五口人的生活也斷炊，還得靠向朋友伸手借錢，否則無以為繼。
他說:“就是家裡現在等米下鍋呢！都沒辦法生活了，正常的生活都沒辦法生活了。(我)這兩年日子就在要錢、討錢的路上。”
另一位民工代表是30歲的邱玉平，來自甘肅省臨夏市農村的他，老家還有雙親、媳婦和一個5歲的兒子共四口人要養。因為父母在老家還種有2、3畝的田，所以，他說，一大家子應該是餓不死。
餓不死但債台高築
和何林一樣，邱玉平也是20歲不到就出外打工至今，十多年來，他說，也做到了年收6-7萬人民幣的水平，大大地改善了家境。只不過，2019年初以來，因為挺身處理天水鐵籠山的欠薪事件，也耗費了邱玉平大量的心力和時間，讓他只能趁著閒暇時去開開車、打打短期的建築零工。他說，這兩年他的收入已經腰斬減半，根本無法支付老家的開銷，只能靠網貸借錢度日。算一算，他說，兩年來，已經累積欠下近5萬人民幣的債務了。
邱玉平向美國之音表示：“現在負債這麼大，錢又賺不到，一直這樣耗呀！有時候，特別難受......我們這邊不是凍了嘛，幹活去又沒地方乾去，只有上來這兒(縣政府)等著要錢。唉呀！我的嚮往就是，趕緊政府幫我們把這個工資給結了，我們就回家好過年了嘛！”
2019年春節後，何林和邱玉平等一行五人代表近百名的農民工、正式向武山縣勞動督查大隊遞件舉報，開展這件欠薪事件的維權過程。但兩年下來，何林說，省、縣、市政府“互推皮球”，讓他們在各級相關單位間疲於奔走、周旋，也在信訪部門開過十多回的協調會，更時不時地親自上縣政府“蹲點”，盼有個領導高官能出面替他們主持個公道。但他說，週週催促、週週得到的答覆都是“正在調查”，有時去縣政府等結果，等上一整天，也沒半個人出來搭理他們。運氣好時，碰巧遇上出入的縣府人員就能當面詢問攀談幾句，但往往雙方一言不合，不耐煩的領導或官員就會叫上公安，把他們帶去警所做筆錄，關上一整天才放他們回家，讓他們備感“叫天天不靈、叫地地不應”的無奈與氣憤。
據何林表示，此工程原是一個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社會融資的項目，也就是，結算工資的責任應該在民營開發商。但他們在維權的過程中，卻陸續發現，民營開發商只有在當地的發改委備案，相當於，這個項目很可能屬於沒有經過政府正式立項、也無核發施工許可、更沒有進行過環評就開工的“三無項目”。因此，何林認為，武山縣政府放任違法工程開工，也沒有做好保障農民工資支付或工資保證金等資金來源工作，未盡到監管之責，也有瀆職之處，應負起相當責任。
就地方政府的監管責任，根據去年5月施行的《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其中第四條有明文規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對本行政區域內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工作負責，建立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工作協調機制，加強監管能力建設，健全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工作目標責任制，並納入對本級人民政府有關部門和下級人民政府進行考核和監督的內容。”
甘肅省天水市是無欠薪城市？
甘肅省天水市正在打造全國無欠薪城市，而何林一行人的欠薪案現由市督辦、分管副市長掛職督辦、也已報省政府相關部門。但何林說，縣級政府如今不但推諉、不願負起監管的責任，兩手一攤、還催著他們要自己去法院起訴開發商。他說，打官司不僅耗時，對沒讀過書的他們更視為畏途，這維權路比上青天還難。
針對何林的質疑，美國之音致電甘肅省各級相關單位，希望能進一步取得相關說法。但武山縣勞動局馬姓隊長只回應:“在調查，核實後，會回覆。”武山宣傳部胡麗霞則表示：“農民工不會求助無門，這件事連縣長都在幫忙協調。”而武山縣信訪局人員在聽取美國之音的案由後，轉接承辦人員，但該承辦人員似乎一再假裝佯稱電話線路有問題，無法進行對話，令人莞爾。至於上一級的天水市人社局羅姓官員，他雖耐心說明，但多次重複“此案由武山縣主辦，其為督辦單位”的事實，唯對於督辦了那些事項，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甘肅省副省長何偉曾於去年底召開根治欠薪冬季專項行動的推進會，聲言要落實國務院“兩清零”的重大部署，也就是，2020年發生的政府投資工程項目、國企項目以及各類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項目拖欠農民工工資案件在2020年底前全部清零，其他欠薪案件在2021年春節前動態清零，以全面推進無欠薪城市的創建工作。
但何林等百名農民工的工資已拖欠了兩年，今年春節前，真的能清零嗎？
位於香港的勞團中國勞工通訊(China Labor Bulletin)發言人郭展睿(Geoffrey Crothall)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政府年年宣稱要根治欠薪，也出台許多法令和政策，但近20年來，工人被拖欠工資的事還是在每年春節前上演，不曾中斷。
欠薪事件年年上演
根據中國勞工通訊的統計，去年下半年以來，他們就從網上追踪到全國近600件的工人集體行動事件。郭展睿說，其中至少七成以上都是追討拖欠工資的集體抗議，件件都涉及百人左右的農民工團體，而拖欠的總工資也高達數百萬人民幣之譜。
他說：“主要(的拖欠事件)集中在建築業，因為其層層轉包的特性，導致沒有人會負起付款的最終責任。同時，伴隨著中國民營經濟的生長，許多產業反覆歷經繁榮和衰退之週期。一旦景氣蕭條，工人就容易被拖欠工資。這是(中國)政府要積極處理的兩大面向，光是發布命令和指示是沒有用的。”
郭展睿說，受到疫情和工廠關閉的影響，去年上半年，中國許多工廠員工被辭退。所幸，下半年食品外賣外送員的工作機會崛起，預估應有50萬人快速投入此一新興產業，但也因為人力供給一時增多，導致工資水準下降。他說，整體而言，中國的薪資成長持平。隨著電子業復甦，廠工也重回生產線工作，不過，工人們都被迫簽下較短期契約，但每日工作的時間卻相對拉長，工作環境和薪資水平對他們並未有所改善，反而可能惡化。
不過，位於北京的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王長城和德國哥廷根大學經濟學系教授于曉華都認為，中國政府在“根治欠薪”和“全面脫貧”上，都加大力度在解決，也有一定的治理成效。但他們也不諱言，欠薪問題仍未根治、脫貧制度也還有很長的一條路要走，特別是在中西部落後地區。
據新華社1月26日引述人社部數據顯示，2020年，各地人社部門共辦結工資類案件5.5萬件，為64.8萬名勞動者追發薪酬65.2億元人民幣，涉及人數及金額“雙降”，同比分別下降22%、18%。總計，911個企業和個人被列入欠薪“黑名單”。其中，工程建設領域依然是欠薪問題的“重災區”。截至2020年12月底之統計，全國查實工程建設領域欠薪涉及勞動者21.37萬人、金額25.95億元，分別佔全部欠薪案件人數和金額的71%和82%。
該報導說，“近年來連續重拳出擊，特別是隨著《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實施和各項保障制度逐步落地，欠薪高發、多發的態勢得到明顯遏制，治理欠薪成效得到進一步鞏固。”不過也直言，欠薪老問題依然未解，還有情況不一的新發問題，例如，去年，新能源汽車製造企業、教育培訓機構、互聯網平台、酒店、餐飲企業成為新的欠薪多發地。
新華社引述人社部勞動保障監察局局長李新旺指出：“分地區看，中西部地區一般還是以建築業欠薪為主，但在東部特別是沿海經濟較發達地區，如上海、江蘇、浙江、廣東等省份，製造業、服務業欠薪就相對較為突出。”
欠薪致西部農民工返貧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王長城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所出台的諸多政策，起了一定的效果，例如，要求建築業必須要提撥一定額度的工資保證金後，才能開工，而且通過銀行定時支付，以避免拖欠。
但他也不諱言，整治欠薪的製度還有漏洞之處。例如，企業間若互相有“三角債”，原本用來支付農民工工資的款項很可能就會被優先拿來償還這些三角債，一旦企業後續因經營不善而發生資金鍊斷裂，無法補足這些款項，農民工就首當其衝、受到衝擊，無法收足工錢。他說，此時，就得等企業變賣資產，才能解決欠薪的問題，但往往很多時候，企業又未達破產程度，讓工資欠薪、債務鏈條和資金問題間之解決變得更加複雜。
當然，他說，也不排除有不少不合規、不合法的黑心企業，他們的生存空間因中國對質量監管之稽查趨嚴而日漸縮小，一旦被查緝到，也往往以跑路或倒閉收場，工人當然也跟著遭殃。他說，若企業主隱姓埋名、逃往其他省份，此時已經屬地化管理的監管單位就得耗費很多時間和精力抓人，但有時即使抓到負責人了，也入罪，但若名下無資產，欠薪問題也仍還是求償無門。
王長城所長說，東部發達地區缺工多、工資和技能水平也較高，因此，遭欠薪的農民工還可以盡快另謀他職，不至返貧，但欠薪對中西部落後地區、家底薄、供養人口眾的農民工衝擊很大。 他說：“在那些貧窮、落後一點的農村的話，他的收入對他改善全家的收入狀況影響就很大。這也可能，他拿不到錢，就可能使他返貧了。”
德國哥廷根大學的于曉華教授也說，中國各級政府將維穩視為其最重要的施政任務，因此，對農民工欠薪的清理力度很高，尤其，農民工屬於弱勢團體，更容易招致輿論非議，且涉及社會穩定度，所以，可說是被列為很優先的施政事項、甚至當成政治問題在處理。
但他也坦言，仍有無法解決的個案。他向美國之音表示：“最典型的這些項目是跟政府相關的項目，尤其是西部地區的政府，財政非常緊張，所以，他們(農民工)承擔了原來部分政府的項目的時候，很容易造成工資支付上出現了一些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尤其工頭最慘的，因為，普通農民工追著工頭要、工頭追著政府要，政府呢？它不會說不給，它一般就是兩個方法去解決，第一個，拖。它說，我現在沒錢，你給我再等一等、等一等。第二個問題，它說，我現在沒有(錢)，你能不能打個折？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他(農民工)的收入會下降，這個是問題。”
于曉華說，過去兩年來，因為中美貿易戰、經濟景氣和疫情之故，都導致了西部地區農民工的收入普遍下降。雖然政府財政慢慢緩過來了，但原來靠賣地來挹注收入的地方政府，因為中央開始抑制房價，又受到限制，不少地無法賣出。他說，此一抑制房價的措施讓上至地方政府、下至房地產開發商、乃至買房者都欠了一屁股債。至於，企業若經營不善、宣告破產，對後續欠薪的解決也是個難題。
不過，他認為，中國的經濟還在成長、勞動機會也多，像何林和邱玉平一樣的農民工只要年輕、四肢健全，那怕是進城搬磚塊，每月就可賺入平均4,000人民幣的工資，應不至於就此長期陷入貧困中。
中國脫貧政策難持續
另外，在脫貧方面，他說，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台以來最重要的政治目標、也是他在國際上藉以推銷中共治理國家的政績之一，因此，各級官員若無法達成脫貧摘帽的目標，是會被撤職的。
中國於去年底宣稱，已有近一億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而832個國家級貧困縣也全數“摘帽”，如期完成全面脫貧攻堅目標和“兩不愁三保障”目標，亦即，吃穿不愁，教育、醫療、基本住房之三大保障。
于曉華指出，據他的調研，中國的脫貧政策受到大部分農村人口的歡迎，但少部份人還是不滿意，因為，中國現在解決的只是絕對貧困的問題，也就是標準很低的赤貧問題，但對於“相對貧困”、還有“多維貧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等諸多面向之解決，中國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於教授表示，所謂相對貧困指的是，雖然個人收入越過了赤貧的標準線，但因其支出加大，例如農村男子得準備好數十萬人民幣才能娶媳婦，甚至日後養家的龐大支出，若無法相對提高收入，都還是會讓他們深陷貧困的生活和風險。除了收入問題，農民工子女能否跟著父母進城鎮接受教育、農民工的“五險一金”參保率、甚至後續福利如何不因其工作的流動性和僵化的戶籍而受到剝奪等基本人權之保障，他說，都對中國脫貧政策能否持續帶來考驗。
于曉華說：中國“以一種政治運動的形式來完成脫貧運動，這種是不可持續的。而且，現在很大的問題，就是說，實現了全面脫貧，每個人都立了檔案，然後一個個來實現（精准或立檔）脫貧的目標。但是它這個目標沒有建立一個很好的社會(福利保障)網絡，因為，現在中國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說，有三種大戰：一個就是，因病致貧，這個問題是很麻煩的。第二個是住房，第三個是養老。這三個合計將來都是、尤其老年人的貧困，將來是很大的問題，必須建立一個很好的社會(福利保障)網絡，這一點，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于曉華說，中國現已完成政治運動式的脫貧，也建立了最基本的社福網絡，例如，農民最基本的養老保險或農村合作醫療等。但長期而言，他說，中國對於因病、殘、老、甚至因為娶上媳婦而致貧的長期貧困問題，必須像西方國家一樣、全面建立一個社福的安全網絡，來提供扶助，脫貧才能永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