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荷蘭海牙的國際法院目前正就氣候變遷相關的法律責任問題舉行公開聽證。這是聯合國最高法院歷來所審理的最大案件，其審理結果影響之深遠被認為可能堪比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全球氣候變遷公約《巴黎協定》。
中國雖是世界上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但在目前的國際體制之下一直得以成功地避免了承擔任何國際法律責任。然而，上週開庭以來的審理被認為將對未來相關國際法律訴訟產生歷史性的關鍵影響。
審理結果或引發國際法律訴訟
政府行為對氣候造成重大損害是否應承擔的法律後果是這次庭審的核心問題。雖然法庭將公佈的最終諮詢意見並不具有約束力，但可以作為其他法律裁決的基礎，在今後的其他訴訟中被引用。
“如果諮詢意見確認有責任，可能會引發其他背景下的法律訴訟。”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能源與環境高級研究員艾麗斯·希爾(Alice Hill)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
自上星期以來，100多個國家和組織開始就排放大國是否應對其造成的全球危害承擔責任展開激烈辯論。太平洋島國等小島嶼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極少，但承受的負面影響極大，包括因海平面上升而失去陸地面積。這些國家提出，污染大國應負相關的法律責任。
中國對此表示反對，“溫室氣體(GHG)排放不構成一般國際法下的國際不法行為，” 中國外交部法律顧問馬新民上週的書面陳述中說。
根據格蘭瑟姆氣候變遷與環境研究所(Grantham Research Institute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nvironment)的一份報告，到去年底全球範圍內已提起了2000多起氣候訴訟案件，但大多數原告在獲得有利判決方面面臨重大挑戰。
今年早些時候，國際海洋法法庭(ITLOS)就氣候變遷引起的海洋污染問題發表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諮詢意見，在有關海洋污染問題的國際法律責任開闢了一個法律先例。然而，中國在書面意見中指出，“上述法庭的推理與條約解釋規則不一致。”
美中立場罕見相去不遠
全球大部分二氧化碳排放來自中國、美國等少數幾個國家，在幾乎所有國際問題上都針鋒相對的美中兩國上週在溫室氣體排放的國際法律責任問題上罕見地相去不遠，都主張維護現有的國際體制。
中國代表馬新民在海牙法庭上說，現有的聯合國條約應繼續作為確定各國義務的基石。 “中國希望法院能夠維護聯合國氣候變遷談判機制，作為全球氣候治理的主要管道，” 馬新民說。
美國國務院法律顧問瑪格麗特泰勒在法庭陳述中表達了類似的觀點：“法院確定的與減緩氣候變遷相關的任何其他法律義務，應與各國在這一條約框架下的義務保持一致，”
“他們(美國和中國)都不希望為其排放的溫室氣體承擔任何新的責任形式，” 前總統奧巴馬的氣候政策特別助理、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的希爾說。
國際非營利智庫組織能源與清潔空氣研究中心(Centre for Research on Energy and Clean Air, CREA)的中國政策研究員貝琳達‧謝佩(Belinda Schaepe)指出，美中兩國都將《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和《巴黎協定》視為應對氣候變遷的主要法律框架，“都警告不要在《聯合國氣候變遷框架公約》之外新闢一個氣候治理空間。” 謝佩在給美國之音的一封電子郵件中說。
中國受益於現行體制
1992年，在中國被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列為發展中國家時，其歷史排放量約為歐盟的41%。但根據英國氣候網站Carbon Brief最近的分析，現在中國的累積排放量已經超過了歐盟27個成員國的總和。
根據現行國際氣候變遷機制，包括上個月在聯合國COP29氣候高峰會上達成的協議，中國並沒有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財政援助的義務。不過另一方面，中國在反對承擔義務同時也表示，自2016年以來已提供和籌集了240多億美元用於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挑戰的各類援助項目。
國際環境法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CIEL)氣候與能源主任尼基‧賴施(Nikki Reisch)說，現有氣候機制的弱點使中國受益。 “幾十年的氣候談判為中國提供了一個可以操縱的空間，以自身利益為主，同時與西方展開更廣泛的地緣政治博弈，” 賴施在給VOA的一封電子郵件中說，“這種動態雖然合理地關注了全球最大累計排放國的歷史責任，但往往掩蓋了中國在當今氣候危機中日益增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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