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兒子，一歲多在中國就吃奶粉，經常上火，發育也不行，牙齒也不長，也不會說話，然後在這邊喝那個純牛奶，吃了不到兩個月，我小孩子牙齒全部長齊了，然後說話、走路，各方面都很好，”36歲的艾瑞克劉高興地告訴美國之音。
作為中國移民湧入美國的“走線”潮的一部分，來自中國大陸廣東惠州、目前安頓在美國洛杉磯的劉家兩兄弟兩家共十口人：老大艾瑞克、老二凱文和他們的妻子及各自三個孩子，今年7月以旅遊簽證從中國飛倫敦再轉墨西哥，然後從美墨邊境進入美國。
劉老大的大女兒11歲，小女兒8歲，小兒子入境時不到兩歲，目前剛滿兩歲；劉老二的大兒子11歲，小兒子9歲，小女兒兩歲半。
“小孩子身心都得不到保障，健康都得不到保障了，我們孩子那麼多，生意也沒得做了，已經也沒沒得收入了，然後就是被迫嘛，在那裡沒法生存啊，”劉老大說。
目前，他們兩家4個大孩子都在洛杉磯的公立學校上學，“他們都很開心，那裡沒有嚴格的條條框框，沒有攀比，沒有壓抑，老師跟學生都是很平等，不存在像中國有時候會有體罰，”劉老大說。
舉家走線人數劇增
根據美國海關和邊防保護局的數據，2023財年從美墨邊境“走線”來美的單身中國人佔總數24,278的86%，而全家一起“走線”佔比雖小，但增長速度卻是單身走線的兩倍。
從去年10月到今年9月，從美墨邊境進入美國的單身中國移民為20,969人，是2022財年1980人的10.6倍；而同期舉家走線的中國人總數3,261人卻是上個財年161人的20倍。
“攜家帶口逃離中國到美國尋求政治庇護的人數增長得非常劇烈，”紐約移民律師、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執行長陳闖創說。“我覺得這種比例的上升真正體現了從中國逃出來的人的決心。你想全家出來顯然意味著他們對中國已經全部放棄。”
中國正面臨出生率大幅下降的人口危機，北京當局正出台各種政策試圖刺激生育，而舉家“走線潤美”人數的劇增，正反映了中國有學齡青少年的家庭對當局教育和健保政策的不滿。
拖家帶口歷經艱險
魯建軍一家四口和王西朋一家四口目前都安頓在紐約華人聚居的法拉盛地區。他們兩家走的都是經南美多國從美墨邊境進入美國的經典“走線”途徑。
“熱帶雨林那種陡峭的山，你一天要爬四五個，那個坡度達到80多接近90度的那種，要拉著繩子才能走上去的，”魯建軍說。
魯建軍帶著5歲和7歲兩個兒子，8月13日從香港出發，經過9個國家於9月15日進入美國加州。
“我這孩子是請當地人背出來的，300美金一天，身上的背包也是請他們100美金一天背出來的，”魯建軍補充。
50歲的魯建軍是位政治異議人士，曾在廣西與維權律師覃永沛一起開過一家律師顧問服務公司，“我們為很多普通老百姓提供了法律援助，得罪了他們（當局），”魯建軍說。他的公司於2019年10月被當局查封。他的合夥人覃永沛律師於2023年3月被廣西南寧法院以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5年。
旅遊走線曲線團聚
魯建軍一家其實有五口人，走著一條“曲線”團聚的路線。“我老婆是去年3月份通過旅遊簽到的美國的，”魯建軍後來告訴美國之音，他還有個12歲的兒子在中國，“再想辦法讓他出來，我不能冒全軍覆沒的風險，畢竟走線常常有不幸的消息傳出來。”
魯建軍說，他們在法拉盛的羅斯福大道租了一套房子。“大兒子上一年級，小兒子還要等一年才能上學。我老婆有工作，她在國內就做化妝護膚，現在在家開了個工作間，我除了帶孩子外，也要去做一些，就是拉拉客；買了一輛車，幫朋友，我們中國老鄉拉拉客，掙點生活費。”
魯建軍表示，等正式拿到工作許可，想去做Uber司機。未來可能朝著外貿方向發展，“畢竟國內的製造，美國的物價，還是存在著很大價格差的，貿易方面還是大有可為的。”
初來乍到已成反賊
王西朋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人正在舊金山。他已加入中國民主黨，並跟隨該黨主席王軍濤等民運人士去參加抗議習近平的示威活動，並參觀了六四雕塑公園。
“因為我擔心將來那種悲劇，就是文化大革命，還有各種運動，對這個生命，人的生命，還有這個大饑荒，這些災難，肯定（重演），”43歲的王西朋說。
老家在河南信陽的王西朋和妻子彭少杰帶著18歲的女兒和9歲的兒子，今年3月中從他們居住的鄭州出發“走線”，於4月1日從美墨邊境進入美國。
“來到美國後，因為之前這邊也沒有任何朋友，先打了出租車到華人區（法拉盛），”王西朋說。“現在我們租的房子也在凱辛納公園那邊。”
王西朋說，孩子很快進入當地的公立學校，兒子上四年級，女兒上英文班；彭少杰已經在一家華人按摩店打工，他也找了一週工作3到4天的送貨的臨時工。
王西朋全家的政治庇護案將於明年4月開庭。但是他並不認為能否獲美國合法身份對他來說絕對重要。
“我能夠來到這塊土地上，我已經非常滿意了，”王西朋說。對於萬一庇護被拒絕了怎麼辦，他回答：“我肯定會遵守美國的法律，如果是遣返我的話，我會離開這片土地，但是，只要是中共在中國執政的話，我是肯定不會回去的。”
扎推抱團首選紐約
紐約移民律師高光俊說，中國走線人多數安頓在紐約和洛杉磯是因為那裡的移民政策最寬鬆，“收容能力、消化外來移民的能力比較強一點。”
實際上，作為庇護城市，紐約市為接待每月約一萬名尋求庇護者已到了不堪重負的地步。市長亞當斯呼籲：“我們需要華盛頓和奧爾巴尼最終盡自己的一份力量，支付應有的份額。”
儘管如此，抵達紐約市的尋求庇護者仍受到市政府的照顧：免費庇護所居住、上英文課，甚至提供上網服務。
高光俊說，由於源源不斷的中國走線人的到來，法拉盛的家庭旅館一位難求，很多服務性行業因人力供應過剩導致價格不斷下降。
“我必須要強調一點，就是說華人來到這裡，他們主動地會去找工，而不是一來就想要去成為一個寄生蟲的方式被政府養著，”法拉盛華人工商促進會總幹事杜彼得對美國之音說。
“（價格下降）對於整個社區來講，好處還是我們自己華人社區啊，”杜彼得說。“你能服務的對象也是華人，所以這個時候如果你沒有一份同胞愛，你只覺得他們的到來可能造成某一方面的影響，可是以公眾整體其實是好事啊，並不是壞事啊。”
對於很多中國“走線潤美”人士，由於其非法入境的性質，要想在美國獲得合法身份幾乎無一例外地必須尋求政治庇護。
走線人在向美國政府遞交庇護申請後五個月後可以申請工作許可，六個月後就符合拿到工作許可的條件。
寧住庇所不打奴工
很多中國走線人，像魯建軍和王西朋，等不及拿到合法工作許可就去找一些臨時工掙錢補貼家用。但也有人，像曹文，寧可在庇護所裡苦熬也要等獲得工作許可後去找一份體面的工作。
“我不想被這樣像奴工一樣被壓榨，” 37歲的曹文在紐約曼哈頓的一家庇護所裡通過電話告訴美國之音。“我到了美國了，我是在追求自由民主和尊嚴的，然後我如果為了這點錢，我犧牲自己的尊嚴，那我來美國的意義是什麼呢？”
曹文說，他畢業於無錫江南大學工商管理專業，通過了美國金融分析師三級考試，擁有金融風險管理師資格，並在美國商科研究生入學考試GMAT中獲得700分的成績。
“2018年的時候我抑鬱症就很嚴重，”曹文說。他不願意住院治療於是在家休養並最終回到湖南長沙，“我在長沙也沒有工作，因為我那時候抑鬱症還是比較嚴重，有自殘的現象，然後還很絕望。”
曹文說，他在學校時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我入黨後就發現到處都充滿著那種虛假宣傳，還有那種空話和套話，我覺得根本不適應。”2010年8月，畢業後一個月，“總算沒有沒有軟肋在他們的手裡了，我就在中國當時很火社交網站人人網上宣佈退黨。”
曹文表示，他說自己是在看了美國之音的走線節目後萌生離開中國的念頭的。“你們有一個專題報告，就天天有這個報導中國人在從哪裡走線過來，然後我就網上去搜集其他消息。我真的就發現這是一條很可行的道路，於是我就立刻動身。對，是這樣子的，所以的話，我們真的很感謝你們讓我獲得了新生。”
曹文說，通過整合社交網站各種走線信息他選擇了較為合理便宜的服務，他的花費，加上一路上遭遇搶劫、賄賂官員，以及最後請律師辦政治庇護，總共大約為兩萬美元。
浪漫情懷盲目走線
“很多人對來美國他即便不是很強的政治動機，但是對美利堅的這種嚮往還是有某種浪漫情懷的，”前中國艾滋病權益活動人士萬延海對美國之音說。
在法拉盛創辦了專為新移民服務的“華人社區資訊”的萬延海表示，他接觸到的有些走線人比較盲目，“就是說大家都說美國好，然後在朋友的動員下他就過來了。”
有一對找他幫忙的夫妻從中國跑過來後，發現自己因非法入境揹負遞解令，又身無分文，陷入困境。萬延海說，他們在國內有一份不錯的收入，“本來不需要離開中國的。”
萬延海指出，大規模走線潤美現象反映的是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新冠疫情封控給全社會造成的強烈刺激。“實際上很多人是有嚴重的精神創傷的。整個社會在這疫情三年中，有一個很嚴重的政治驚恐。”
而社交媒體又在“走線”中發揮了紐帶作用。“你看到世界各國走線來美國的這些人當中，在所有的場合，在社區裡面，在庇護所裡面，在艱辛的環境裡，每個人都拿著一部手機在跟自己這邊、前後的人溝通。”
據路透社報導，隨著中國經濟艱難反彈、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移民潮又重新開始。 聯合國預計中國今年將因移民而減少31萬人，而2012年這一數字為12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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