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政府宣示加強佈局人工智能(AI)以發展“新質生產力”之際，中國經濟學家王小魯發表署名文章，警告AI恐加劇年輕人的就業困境，他因此呼籲各地方政府未雨綢繆，重視“攤販經濟”，因為開放擺攤可提高創業機會。不過，也有分析人士認為，中國已故前總理李克強三年前就曾提倡過地攤經濟，但該倡議對整體經濟的助益有限，恐治標不治本。
據中媒《澎湃新聞》3月24日報導，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近日發表專文，表達對中國就業形勢的擔憂，尤其AI“替代勞動就業”的趨勢若成形後，恐不利年輕人找工作。
王小魯:中國就業數據未反映事實
王小魯這篇題為《關於當前和今後就業形勢的幾點看法》的專文，原透過中國就業促進會的微信公眾號發佈，經媒體轉述後引發熱議。
王小魯首先在文中質疑中國的“城鎮新增就業”數據，未完全反映就業人數在2022年受到疫情衝擊而轉為“淨減少”的變數，因此可信度不高。另外，官方對失業率的統計也未充分反映實況，恐為低估。
他認為，中國經濟今年的增速將低於去年，並對就業帶來不利影響，尤其人工智能發展在抵銷人口老齡化降低勞動力供給的同時，也會讓就業崗位顯著減少。
王小魯指出，目前中國高校畢業生的就業仍存在“結構性錯位”，亦即，畢業生的所學不符企業需求，導致畢業生就業難，企業也找不到合用的人才，彰顯教育制度改革的急迫性。
王小魯籲“重視攤販經濟”應對失業
對此，王小魯提出四點建議。首先，他呼籲各地方政府多學學山東淄博和黑龍江省會哈爾濱的經驗，他說，街頭攤販經濟不容忽視，對地方就業有重大貢獻，因此，各地方政府在兼顧市容的同時，應以“就業優先”為導向，給予地攤商販適當的生存空間。
其次，他建議修訂勞動合同法，放寬企業的雇用條件，並提供更多的企業孵化器和風險投資，以鼓勵創業和自主就業。
早於2020年，已故前總理李克強就提倡過地攤經濟，一度成為網絡熱詞，但隨即遭中宣部喊卡，還引發他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不合的聯想。
王小魯重提攤販經濟，也在微博引發兩極反應，支持的中國網民誇這提議“接地氣”；但也有人留言質疑:“吃能夠吃岀一個強大的國家？”；還有反對者諷刺稱:“街頭攤販要是能發家致富、財富自由，相信輪不到普通老百姓。”
在台北的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梁書瑗認為，王小魯沒說出口的擔憂應是當前中國勞動力的素質。
她說，Chat GPT等AI軟件已能快速取代會議紀錄、文獻搜集和整理等行政工作，因此，秘書、助理等白領職缺恐大量被AI取代，但這群人的技能不足以勝任門坎更高的職位，導致其就業長期受限。
梁書瑗告訴美國之音:“他(王小魯)最終指的應該是中國大陸勞動力素質其實是不夠的。(研究指出)中國人力資本的素質在中等收入國家裡面是末段班，所以，不管再多好的經濟政策，可能也因為勞動力素質不夠，沒有辦法有更好的發展。”
鬆綁“攤販經濟”反映中國就業問題嚴峻
梁書瑗表示，攤販經濟再受輿論關注，反映出中國當前所面臨的經濟和就業問題確實十分嚴峻，因為李克強提“地攤經濟”時，遭習近平表態反對，官媒也隨即降溫，但近幾個月來，從北京、上海到深圳，都先後鬆綁街頭擺攤的規範。
她說，開放擺地攤確可改善失業、或給低薪的青年族群一個補貼收入的管道，而廉價的地攤貨也能幫中下階層的家庭節約生活開支，但地攤經濟仍只是權宜之計，無法改善整體社會經濟疲軟、職缺不足的結構性問題。
另外，王小魯援引淄博燒烤和哈爾濱的冰雪經濟為典範，但也遭質疑為認知有誤。
例如，根據哈爾濱1月底公佈的數據顯示，其2023年接待的遊客數為1.35億人次，確實較新冠疫情前的2019年增加41.4%，但同期旅遊總收入的增幅卻僅有7.4%，分析人士認為，這顯示人均消費並未同步成長，也就是遊客人數是變多了，但大家卻沒花那麼多錢，因此，所謂流量爆發帶來潑天富貴的說法，其實是個偽命題。
至於淄博的燒烤早於去年入冬後就頻傳“退燒”，許多店家更傳出已歇業，至於今年4、5月天氣回暖之後能否重現榮景，仍是未知數。
北大副教授趙波3月18日在接受鳳凰網訪問時指出，中國消費增長的關鍵取決於老百姓的收入能否持續攀升，官方須出台政策確保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重不走跌，否則“老百姓錢包不鼓，再怎麼刺激(消費)也不行”。
學者:擺地攤增就業，但藥不對症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許楨也直言，靠地攤經濟支撐就業的倡議猶如“打蛇沒有打在七寸上”，未切中要害。
許楨分析，中國青年失業的結構性問題源自近5-10年來的經濟未成功轉型。中國雖是全球最大的工業經濟體，但其金融、文創等高端服務業對GDP的佔比仍遠低於歐美發達國家，因此當外商直接投資(FDI)轉向其他國家，就業崗位就顯得短缺。
許楨說，中國經濟要擺脫對投資跟出口的過度依賴，關鍵在提高中產階層遠低於周邊國家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屆時消費規模擴大了，才能衍生更多的服務業就業機會。
他說，在此轉型過程中，政府應減稅，幫中產階層減壓並提高他們的資金利用率。換言之，就是把遠高於GDP增幅的軍費、大飛機、航天科研等項目的發展經費留給民生經濟。
許楨告訴美國之音:“要麼你稅費收少一點，要麼收到的稅費不是放在這些硬件上，而是真地放在經濟民生。平民或是學生如果有很多的社會保障，那他們自己掙回來的錢投入去消費，(才是)真正的形成一個內循環。”
針對修訂勞動合同法、給企業更多雇用空間的建言，許楨認為，在中國勞工缺乏工會保護、薪資水平也不盡合理的前提下，不該再犧牲他們微薄的社會福利來吸引雇主擴大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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