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美國的中國政治學者嚴家祺清楚地記得這個日子，1988年2月4日，他第一次見到美國最著名的基督教福音派牧師葛培理（Billy Graham）的那一天。
30年來，這個名字一直記掛他心上。“我很懷念他，” 嚴家祺說。
當時，正在美國做訪問學者的嚴家祺受邀出席在華盛頓舉辦的年度全國祈禱早餐會。葛培理牧師和時任總統里根都在會上發言。
早餐會後，嚴家祺和幾名美國知名政治學者與葛培理有了一次私下會晤。當時，葛培理牧師對他們說，一個人必須要有外在的約束，同時也要有內在的道德生活。信仰神實際上是給自己一種內在的道德約束。此外，人與人之間要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愛護，不要參與無意義的糾紛。
那次談話至今帶給嚴家祺心靈上的震撼。
“我是搞政治科學的，在中國的環境裡面，聽的最多的東西就是政治，”嚴家祺對美國之音說，“與他接觸的時候，我發現他的話裡面沒有多少政治。他的話在我當時看來就是提倡一種人與人之間良好的關係。”
那次談話後，嚴家祺開始走近基督教，雖然他說自己至今還不是一名基督徒。
“我原來對基督教有看法，我是無神論者，認為宗教是迷信，”他說，“儘管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我對宗教還是有一種偏見。自從跟他見過以後，我就慢慢開始改變我的看法。”
後來，葛培理牧師還送給他一本很厚的照片集，裡面是他在世界各國大型體育場向數万人佈道的照片。嚴家祺看了以後非常驚訝，心想，怎麼會有這麼大規模的佈道活動呢？
嚴家祺回憶說，葛培理牧師當時很想去中國訪問，因為他的太太出生在中國，在那裡生活了很多年，他對中國有一種特別的情感。他希望能在中國舉辦大規模的佈道會，向幾萬人演講。
他說，那次見面幾個月後，葛培理和他的太太果真去了中國，但是只舉行了兩次小規模的演講，一次是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會議室，一次是在北京崇文門教堂。
“那個教堂很小，和他在全世界的演講形成非常鮮明的對比，” 嚴家祺說，“不過，能讓他演講對於當時的中國政府來說已經不容易了。 規模非常小，也沒有很大影響力。在我的印象裡葛培理再也沒有到過中國。”
1989年“六四事件”後被迫流亡美國的嚴家祺說，“六四”之後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共產黨越來越走向不講道德，把追求最高權力放在很高的地位，而沒有把愛放在前面。人與人之間充滿利害關係。”
他說，中國缺的就是葛培理這樣的人。儘管基督教在中國還有一些活動，但是家庭教會受到打壓。
上世紀90年代逃離中國的前家庭教會牧師傅希秋說，在中國時，他也通過錄像聽過葛培理牧師的佈道。
“他應該被稱為20世紀最偉大的美國基督徒佈道家，” 傅希秋說，“他的影響力在20世紀新教基督徒裡面是無可比擬的。”
流亡美國後，傅希秋創辦了“對華援助協會”，支持很多中國地下教會的成立和運作，也協助不少異議人士逃離中國。
傅希秋說，葛培理牧師一家與中國淵源很深。他的岳父鍾愛華（Lemuel Nelson Bell）早在1916年就是美南長老會的醫療傳教士，在中國蘇北仁愛醫院做手術醫生兼行政院長，無私地為中國人民奉獻、服務了25年，直到1941年離開中國。他的太太鍾路得（Ruth McCue Bell）出生在中國，在那裡生活了17年，但是葛培理對1949年以後共產黨治下的中國並不了解。
“在中國時，他和李鵬見面，中國官方'三自'領導人給他灌輸中國共產黨的宗教政策多麼偉大，多麼開放。那時候中國政府已經把他看成第一統戰工具，千方百計地想利用他的影響，” 傅希秋說。
《紐約時報》1988年4月16日的一篇報導記錄到，“葛培理這位南方浸信會成員拒絕具體談論與李鵬的會面，將這些問題推給中方。當被問及他對上星期才就任的李鵬印像如何時，這位福音派牧師說：'他的溫和，還有他的好奇心令我印象十分深刻。他顯然非常懂宗教。'”
這篇報導還說，在採訪中被問到因信仰被監禁的中國基督徒時，葛培理拒絕批評政府政策。他說，“情況已經能夠比十年前好太多了。”他還說： “我認為積極的東西多過消極的。我認為宗教自由會增長。”
旅美中國政治學者嚴家祺說，儘管今天中國家庭教會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對不同政見者、藏人、維吾爾人的打壓也越來越嚴重，似乎陷入了一種無解的局面，但是不應因此苛責葛培理牧師。
他說：“我認為宗教是超越政治的。葛培理、還有達賴喇嘛，他們有他們的方式來傳播他們的精神。這種傳播可以讓宗教在中國能夠得到更加寬容的發展。”
”達賴喇嘛回到中國的那一天，就是中國新時代的開始，”他強調說。
星期三（2月21日），有著美國“國民牧師”、“總統的心靈顧問”之稱的葛培理牧師在他北卡羅來納的家中去世，走完了他99年的傳奇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