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紀檢部門近來四處出擊，嚴打各級官員私自取得、持有、閱看、分享政治類禁書。
截至10月底，2024年至少有15名中共高階官員，被中共紀檢系統指控閱讀或持有禁書，而2023年遭到類似指控的有8人；時間線拉長，根據中國媒體財新就公開資訊所做的統計，2019年以來受到黨內指控傳閱禁書的官員是29名。
觀察家指出，嚴打官員看禁書印證了中共內部危機加劇的現狀。也有專業人士鼓勵中國官員多看禁書，以開拓眼界，活躍思維，擺脫洗腦，放棄奴性，追求民主和自由。
偷讀禁書官員遭嚴打
2024年被控牽涉禁書的15名中共官員，所在省份包括甘肅、重慶、貴州、江西、河南、廣東等，其中既有經濟強省，也有相對落後的西部地區；供職領域從政府職能部門到政協、院校、傳媒、金融機構，覆蓋面很廣。雖無大數據支持，但這些資訊似乎顯示中共官員讀禁書已經有了一定的普遍性。根據官方表述，禁書來自境外的接近一半。
談到2024年被查的私看禁書官員人數創新高，中共黨校系統一位學者告訴美國之音：“在新時代，管控確實越來越嚴厲。因為越是要對黨員特別是對官員加強教育，越是要他們樹立'四個自信'、'兩個維護'、'兩個確立'，就越不能讓他們去讀禁書，特別是海外的出版物。事情敏感，這位學者要求不具名。”
與禁書相關的指控增加，在技術層面也可能與中共黨紀的泛化和嚴苛化有關。
《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在2023年進行了修訂，並在2024年1月1日正式施行。 《條例》將先前內容載體的表述“書刊、音像製品、電子讀物、網絡音視頻資料等”，修改為“報紙、書籍、音像製品、電子讀物，以及網絡文本、圖片、音頻、視頻資料等” 。 《條例》也增加了私自閱看、瀏覽、收聽有嚴重政治議題資料的違紀表現。
之所以做這樣的修改，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黨的建設教研部黨章黨規教研室主任、教授呂品稍早前發文解釋，是為了適應資訊科技的發展，確保對透過網路發布、傳遞、儲存的各類電子資源資料形式，包括網路文字、圖片、音訊、視訊資料等，進行全面而嚴格的規範和管理，而新增違紀表現是嚴密了過去的製度規定。
雖然中共顯得山雨欲來，但受訪的法律界人士認為，中共官員因取得、持有、閱看、分享政治類禁書而獲刑的可能性目前還不大。
原中國執業律師、現任美國太平洋智庫首席研究員的陳冰告訴美國之音：“如果是出版、印刷、複製、銷售違禁書刊，應該可以按照非法經營罪定罪。一般的閱讀違禁書刊，中國還是管理為主。”
中國一位不願具名的知名法律學者也表示：“看嚴重政治問題的書籍，這種情況只能算是和多名女性發生、保持不正當兩性關係一樣，是道德指責，而不是在刑法上去判斷的罪名。主要傾向用黨紀，而不是用國法。”
從毛澤東到習近平
中國媒體常並舉違禁出版品、非法出版品。根據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刑事審判參考，包括違禁圖書、期刊等在內的違禁出版物是非法出版物的一種，指的是內容違法的出版物。
根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有嚴重政治問題的禁書在內容上主要包括：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反對黨的改革開放決策；妄議中央大政方針，破壞黨的集中統一；醜化黨和國家形象，或詆毀、誣蔑黨和國家領導人、英雄模範，或扭曲黨史、軍史等。
中共黨校系統一位學者告訴美國之音：“在毛澤東時代，當局要求黨員熱愛毛主席；現在新時代雖然沒有那麼過了，但當局總還是希望黨員尊敬領導人、對領導人有感情，所謂地有樸素的感情在裡面。”
知名作家餘傑告訴美國之音：“中共一言堂、禁書只能讓自己失去糾錯機制，讓中國人失去想像力和創造力，就像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所說，無論在政治還是經濟制度上都無法創新和發展。”
餘傑所著《中國教父習近平》、《習近平：殭屍治國》等書，一般也被認為屬於中共的政治類禁書。他告訴美國之音：“我的書在台灣出版，也在網上傳播，中共是禁不了的。我對中共的禁書政策是輕蔑和鄙視，因為真相和真理是不能被扼殺的。”
餘傑在近期的一篇評論中批評習近平，指他在反腐敗運動中塞入私貨，於落馬官員的罪名中增加購買、攜帶、閱讀、收藏、傳播禁書的罪名，其目的是讓九千多萬黨員“成為木頭人或殭屍，跟著他一起浩浩蕩蕩地走進地獄”。
雖然中共嚴打黨員和官員取得、持有、閱看、分享政治類禁書，但一般不對外發布具體書目，這也導致明確最新版本的政治類禁書的總目錄有一定難度。
不願具名的中國知名法律學者告訴美國之音，即便是對公眾開放的中國裁判文書網，一般也不會把涉及政治問題、錯誤的所謂非法出版物的全名公佈出來，會做一些模糊化處理，避免社會各界因為好奇心而追捧禁書的“示範效應”。
含混龐大的書目
美國之音比對部份中國刑事判決書、檢索相關公開資訊等發現，過去十餘年間中共發布的有關案例中提到的禁書至少包括：
關於中共領導人－《胡鬧領主毛澤東－永不休止的顛覆與冒險》、《毛澤東和他的女人們》、《毛澤東全傳》、《周恩來全傳》、《林彪全傳》、《林彪逃亡真相》、《聚焦黨史軍史－國內重大事件解密歷史檔案》、《秦城冷月－江青被捕之後秘聞》、《國家的囚徒－趙紫陽的秘密錄音》、《中南海紀實》、《紅牆大事－共和國重大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等。
關於中共官場生態－《公共情婦－中國官場「色無戒」 》、《高官與風水》等。
關於重大事件－《六四前後──對八九民運前後的政治分析》等。
關於民族與邊疆－《⻄藏之亂－掩蓋與扭曲的真相》等。
關於中國國民黨與國共關係－《⻩埔軍校將帥全解密》、《國⺠黨將領全紀錄》、《國⺠黨高官的最後結局》等。
有理由相信，以上書目只是中共曆年來禁書的一小部份。海外媒體和研究機構，間或會揭露中共禁書的新名單，藉此可管窺中共某一時間段的打壓重點。另外，往前追溯至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不少地方的新聞出版管理部門曾內部印發過查禁書刊的目錄，涵蓋的圖書、期刊和所謂非法出版物普遍數以百計，其中定性為淫穢色情內容的佔絕大部份，但政治類內容也有一定比例。而且透過目錄前言部分的陳述，可以看到中共禁書目錄會不斷更新。
同樣有理由相信，中共紀檢系統強調的“有嚴重政治問題”，應該只是所謂政治類禁書的定性之一。美國之音比對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的個別查禁目錄發現，涉及到意識形態和政治問題的圖書、期刊，其定性非常龐雜，嚴格評估和界定當有難度。定性主要包括：宣揚唯心主義、有政治問題、有政治錯誤、有嚴重政治錯誤、內容有問題、有嚴重問題、內容反動、反動出版物、違反中央精神、違反有關宗教政策、違反少數民族政策、違反國家保密規定、不利於計劃生育、封面封底有問題等。
河南一官方部門1990年刊印的一本查禁目錄顯示，其時絕大多數被禁圖書、期刊出版自中國國內而非來自境外，且主要是正規出版社出版，顯示當時中國社會看上去還有一定的出版自由空間。
當時被定性為反動出版物的是北京日報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奮鬥》，被定性為內容反動的是四川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的《杜月笙全傳》；被定性為有嚴重政治錯誤的主要是期刊，集中在海南省文聯出版的《天涯》雜誌；被定性為有政治錯誤的，包括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權論》、《中國的危機與思考》，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當代十位記者》，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青年啟示錄－追求民主的反思與新識》，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蔣介石秘錄》；被定性為封面有問題的，包括中原農民出版社出版的《趙丹與江青》，處理方式為「收回，書名改為《趙丹》作技術處理後可繼續發行」。
習時代內部危機加劇
中共嚴打官員讀禁書，分析人士普遍認為，這突顯了中共內部感到危機四伏，極度惶恐，認為只有遮起人們的眼睛，堵住人們的耳朵，才能確保各級官員的所謂“忠誠”和“信服” 。
台灣勵志協會執行長、政大法學博士、龍華科大助理教授賴榮偉告訴美國之音：“習近平執政以來，一直在對官員進行精神清洗和重塑，包括重視黨校培訓、要求黨員重讀黨史、加強媒體控制等等，其實都是為中共的政權服務。本人的反抗。”
賴榮偉表示：“從中共的體制內部埋下民主的種子、進而開花結果，一時之內沒有那麼容易。但是套用中共最喜歡講的一句話，量變產生質變，越來越多的人透過禁書知道了一些事情，多多少少會對體制內的改革有幫助。”
中共黨校系統一位學者告訴美國之音：“官員看了禁書以後，就可能動搖對共產黨的許多信念、以及對領導人的敬畏之心。像趙紫陽的回憶錄等一些歷史類、社會類、政治類的出版物，對當局的殺傷力還是比較大的。 所以，當局嚴控海外政治類出版物流入中國，也就不難理解了。”
這位學者介紹，中國官員主要還是看與中國有關的海外出版物，一般都不是學術性的，這其中又是以歷史題材為主，比如中共黨史，共產黨領導人的個人現況、逸聞趣事、桃色新聞、腐敗內幕等等，“這些出版物是不是百分之百真實，當然也不好說，但比網路上一些碎片化的東西，還是更可靠一些”。
這位學者建議：“還是要看作者是誰、出版商是誰，如果是嚴肅的作者和嚴肅的出版社，刊物所反映的歷史的真實性還是比較高的，權威性也相對比較高。”
中國不願具名的知名法律學者告訴美國之音：“能看禁書的官員，都是比較清醒的，或者說是還沒有被徹底洗腦的。被徹底洗腦的官員，是不可能去看的，對這些東西是非常抵觸的。”
曾是上海同濟大學副教授、目前在美國生活的邱家軍建議中共官員一定要翻牆：“多了解歷史，尤其是中共真實的歷史和晚清至民國史。像《人民不會忘記－八九民運實錄》、《中國六四真相》、《晚清70年》、《中國農民調查》、《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等都是推薦讀物。”
奧克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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