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本屆聯合國大會期間公佈了中國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白皮書，強調自己的“大國擔當”和“為世界和平出征”。中國的維和行動其實經歷了從最初的拒絕出兵到積極參與到爭奪維和部隊的領導權的演變，這30年維和變化的背後又有什麼考量？
積極參與維和，以獲得聯合國影響力、保護國家利益
上星期五，中國公佈《中國軍隊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30年》的白皮書，報告開宗明義地宣示，“30年來，中國軍隊在聯合國維和行動中，始終牢記履行大國擔當、維護世界和平、服務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初心和使命”。
分析人士指出，近年來，中國確實已經成為聯合國“藍盔部隊”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中國在聯合國謀求影響力運動的一部分，也是源於中國的國家利益的考量。
截止今年6月30日，共有2534名中國人正在執行聯合國使團任務，其中1000多人在南蘇丹。另外一千人分佈在剛果民主共和國（DRC）、馬里和蘇丹。（中國在蘇丹、南蘇丹以及剛果民主共和國都有投資。）只有少部分，大約400多人部署在黎巴嫩。
曾經負責聯合國政治事務的副秘書長弗里·費特曼（Jeffrey Feltman）星期二（9月21日）在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回答美國之音記者的相關提問時說：“我認為有兩個原因， 第一，中國對聯合國的維和與安全的議程越來越關注，這是聯合國的核心部分，是聯合國不可減少的使命的一部分。第二，中國在非洲市場的整體利益和與非洲國家。”
他說，中國過去在聯合國祇是關注經濟和社會事務，但是，在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近年來更專注聯合國的和平與安全事務。習近平上任以來，中國也在積極爭取聯合國各個重要機構和其他國際機構的領導權。在聯合國15個專門機構中，已經有四個機構的領導人來自中國。
2015年是中國在聯合國維和行動的高光時刻。2015年2月，中國首次向南蘇丹派出維和步兵營。同年9月，習近平出席聯合國系列峰會時承諾建立8000人的維和待命部隊，同時承諾給予非盟1億美元無償軍事援助，支持非洲常備軍和危機應對快速反應部隊建設。
中國目前派出的維和士兵人數是其餘四個常任理事國維和人員總和的兩倍多。在派出維和部隊人數方面，中國在全球排名第10位。2018年，中國目前的維和攤款份額分攤比例也達到了10.2%，位居第二，僅次於美國，美國為28.5%。
鑑於美國提出縮減對聯合國維和的預算，不少人擔心，這樣中國在聯合國的影響力會進一步提升。2018年，美國駐聯合國代表表示，美國不再負擔超過25%的聯合國維和預算。
爭奪維和部隊領導權、否決維和使命、淡化人權因素
費特曼說，其實中國在聯合國維和部隊所做的一切與其他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也沒有什麼不同，支持或是否決聯合國秘書長的提名，贊成或是否決某項使命，或者把自己的候選人推向更高級別的位置。
2019年在9月，中國威脅投票否決聯合國在阿富汗工作援助團延長任期議案， 因為此前，由德國與印度尼西亞牽頭起草的議案刪除了與中國的“一帶一路”項目合作的字眼。
2020年7月，中國與俄羅斯聯手，共同反對法國外交官擔任貝拉德（Jean-Christophe Belliard）擔任聯合國蘇丹過渡期援助團團長。
2020年3月24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任命來自中國的外交官叢光為負責南蘇丹政治事務的副特別代表，兼聯合國南蘇丹特派團副團長，接替來自馬里的前任副特別代表蘇馬雷。
2019年1月，古特雷斯任命中國外交官夏煌擔任聯合國秘書長非洲大湖區問題特使，接替自2014年就擔任此職的阿爾及利亞人吉尼特。這是中國外交官第一次獲得聯合國秘書長特使任命。
現在在布魯金斯學會擔任訪問學者的費特曼認為，夏煌和叢光能出任聯合國和平使團的領導權離不開中國政府的斡旋。另有學者指出，夏煌和叢光的任命從另一方面也說明，中國在非洲投資經營獲得了政治回報。
總部設在布魯塞爾的智庫國際危機組織（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的聯合國主任理查德•高恩（Richard Gowan）最近撰文說，中國與參與維和也有其他的理由。其中最直接的理由就是有利於北京的宣傳。中國媒體和官員將這些部署描繪為該國致力於多邊主義的證據。聯合國的部署還使中國軍人有機會在國外獲得作戰經驗；維持和平人員的派遣也可能使解放軍有機會收集其他聯合國部隊及其部署國家的情報（當然，中國維和人員也為其他可能會難以接近解放軍的大國提供情報目標。）
高恩還說，中國現在正在謀劃獲得聯合國維和使命的最高指揮權，這個職位自1996年以來一直由法國外交官擔任。他還說，巴黎不會心甘情願地放棄這個職位的。
台灣問題一度也是中國決定是否參與和支持聯合國維和行動的重要標準，雖然，最近它對維和行動的影響在逐步減少。1997 年1 月，鑑於危地馬拉與台灣的關係，中國在擴大危地馬拉維和行動規模的問題上行使了否決權。1999 年2 月，在擴大馬其頓特派團授權一事上，中國也投了反對票。儘管中國代表並未明確提及台灣，而當時馬其頓剛與台灣建立了外交關係。
人權組織人權觀察中國項目主任蘇菲·理查森（ Sophie Richardson）在回答美國之音記者提問時還說，中國參與維和行動是通常試圖削減維和使命中的人權議程。
她說：“中國政府也嘗試過幾次，增加維和行動的力量，以削減這些行動中的人權成分。這是他們的額外議程，以進一步限制聯合國在部分地區的合理的人權監測。”
在維和行動中推進人權和民主發展是聯合國安理會在冷戰以來一直的做法，但是，近年來，中俄一直在提議削減聯合國維和行動中人權相關經費。
《紐約時報》2018年6月份一篇報導說，中俄顯然在試圖利用美國在聯合國降低開支的意願，希望減少聯合國維和行動中200多個與人權及防止性侵害有關的工作。維和系統中，屬於維護人權及遏制性侵害的工作機會約有450個。
中國近年來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也在一步步地推進自己的議程，試圖重新定義聯合國對人權的定義。
曾經拒絕出兵，認定“維和”是帝國主義的干涉
根據中國政府的維和白皮書，中國最早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時在1990年4月。當時， 中國軍隊向聯合國停戰監督組織派遣5名軍事觀察員。
其實，中國參與維和應該開始於1989年。那一年的11月，中國首次派出由20位平民組成的觀察員小組參加聯合國納米比亞過渡時期援助團，監督當地的大選。
在此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20世紀50、60年代，中國還沒有加入聯合國之前，中國一直認為聯合國維和行動是以維和為幌子的帝國主義干涉。把“聯合國軍”看作是帝國主義的警察部隊，因此，對聯合國維和行動持“譴責批判”的態度。
1971年， 中國加入聯合國，但是整個70年代，中國對聯合國維和行動仍有提防，採取所謂的“冷靜觀察”的態度; 中國甚至在聯合國創造了“第五種投票方式”，即，出席但不參與投票，這一做法一直維持到20世紀80年代。
1980年代，中國政府逐漸認同“維和”作用,“有限參與”維和；1990年代到現在，中國在維和行動中逐漸扮演越來越積極的角色。
不過，國際危機組織的高恩說，儘管希望在維和使命中獲得更大的影響力，中國近兩年對維和的態度越來越謹慎。中國擔心向高風險地區派遣大量的維和部隊。他認為，這與中國維和人員在維和行動中出現傷亡有關。根據中國官方的資料，中國參與維和行動以來，已經有16名中國軍人在維和行動中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