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中國熱播的反腐電視劇《人民的名義》以比較大的尺度詳實刻畫了中國官場的腐敗和極其惡劣的政治生態。電視劇以貪腐分子得到懲處的大團圓結局告終，意欲向觀眾展示中共強大的自我糾錯能力和習近平中共十八大以來的反腐運動深得人心。但有知名中國政治經濟學者指出，中國腐敗的根源來自於國家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體制。這種體制在源源不斷地製造腐敗的同時也塑造了習近平一位政治強人而不是改革者的形象。
知名美籍華人政治經濟學者、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教授黃亞生本週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SAIS)主辦的一場演講中表示，中國的經濟改革從1990年代開始到本世紀的第一個十年發生了幾次嚴重的倒退，使中國一步步走上了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這包括1990年代初期由於貸款融資困難導致農村鄉鎮企業的消亡；1990年代中期動工的三峽工程後大型能源密集型國有企業的崛起，包括重工業、汽車和基礎設施建設這三個領域。
所謂“國家資本主義”是指有國家力量主導的資本主義制度，由國有、國有控股和國營為主導的資本形式，體現在國家控制重工業、金融、銀行、能源等經濟中的上游領域。
黃亞生表示，經濟改革的倒退與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中國政治改革的倒退相輔相成。八十年代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推動了經濟的改革和開放。“好事都和好事在一起，壞事和壞事在一起，自由的經濟反映出自由的政治體制，反之亦然。”他說。
他指出，經過20年的發展，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到了現在的規模，體現在國有企業集中在國民經濟的上游，私營企業集中在經濟的下游，導致國有企業控制了定價權。“少數國有企業寡頭壟斷了經濟的上游，相對於處於下游的私營企業來說，它們掌握了巨大的定價權。”他說。
黃亞生表示，在國家資本主義體制下，政府追求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帶來的短期GDP效應。這容易導致腐敗的滋生和經濟上的產能過剩。他說：“我們追踪統計的數據顯示，在國家資本主義崛起的這一時期，腐敗水平大幅度增長，無論是絕對金額還是在GDP中的佔比都是如此。”
儘管中國政府一直強調要讓經濟從投資型轉向內需型，但數據顯示居民消費對中國GDP的貢獻不升反降。黃亞生說：“有趣的是，一直到2000年代初期，居民用電量都在上升，但隨後就持平甚至下滑。這顯示推動經濟的是生產而不是消費。個人消費在GDP中的佔比也反映出同樣的趨勢。”
仍有一些分析人士相信，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將在今秋十九大他的第二個任期開啟後展開大刀闊斧的改革，而他的反腐和攬權都是為改革做準備。但事實是，高壓反腐和加強對社會全方位的控制，本能地導致政策向更為保守的方向發展。他說，當乾部連穿什麼樣的夾克、打什麼樣的領帶都要被約束的時候，你怎麼能想像這些幹部膽敢越雷池半步，去改革、去搞試點。
黃亞生表示，中國七、八十年代經濟改革的經驗證明，改革並不需要一位政治強人去推動。他說：“從歷史角度看，中國的經濟改革往往能釋放出巨大的福利，這足以抵消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領導人能夠利用對政治體制的開放，讓民眾表達對改革的支持。”
黃亞生說，無論是經濟角度還是政治角度，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都已處於一個收益遞減(diminishing returns)的狀態。“反 腐敗運動的確在它的頭幾年產生了積極的政治效果，但如果反腐運動持續下去，它不大可能會帶來同樣的效果，因為它持續的時間越長，民眾就越會相信中國的腐敗 是系統性的而不是短期的，”他說，“在經濟角度，國家資本主義帶來越來越多的產能過剩，它所帶來的收益也大不如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