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應勇和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張軍3月8日於”兩會“發表工作報告，分別提出數據來佐證兩院2023年的工作績效。其中，應勇指出，最高檢以國安為由去年共逮捕或起訴超過240萬人。對此，觀察家說，北京加大力度維穩和社會監控，若含陷入”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被害人，也就是所謂秘密監獄黑數，恐難以計數。他們說，兩人的部份報告正好揭露出中國壓迫人權和法治環境越來越惡化的趨勢。
中國全國人大3月8日進入第四天的議程，聽取人大常會、最高法和最高檢三個部門的年度工作回顧報告。其中，最高檢的應勇和最高法的張軍分別花了近30分鐘的時間一一提出洋洋灑灑的數據，來說明兩院去年在國安、反貪腐、司法自由、人權和經濟保障等方面的工作績效。
應勇、張軍人大報告
根據應勇的最高檢工作報告，其中受國際社會關注的面向包括:
維護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批准逮捕各類犯罪嫌疑人72.6萬人，提起公訴168.8萬人。
履行反腐敗檢察職責。受理各級監委移送職務2萬人，已起訴1.8萬人，其中原省部級幹部25人。起訴行賄犯罪2593人，年增18.9%。
保障創新驅動發展。推出45項舉措，強化綜合保護。起訴侵害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和商業機密等犯罪較去年同期上升40.8%。辦理智慧財產權民事行政訴訟監督案件是2022年的2.7倍。
依法化解涉法涉訴矛盾糾紛。做實群眾信訪件件有回复，7日內程序性回复率99.8%，3個月內辦理過程或結果答复率97.3%。
境外人權觀察家:中國秘密關押黑數難計
對於中國最高檢以國安為由，去年總計抓捕或起訴超過240萬人，在台北的新台灣國策智庫兩岸關係組諮詢委員曾建元指出，此數據恐嚴重低估。
他說，應勇的工作報告未透露，中共在逮捕羈押程序之外，還有「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等秘密關押或國保跟監等製度，這些法外手段長期被中國檢調警員大量濫用，也是北京當局危害人權情節最嚴重之處。
曾建元告訴美國之音:”(中國的)指定居所製度是人先抓了，依照法律程序宣告逮捕或者是進入到羈押程序，前面的這個階段，這數字它是黑數，遠大於這個逮捕的( 72.6萬)人數。若從中共的國家安全的工作績效來說，它已經達到震懾的效果了，也對當事人產生實質懲罰的效果。“
他說，北京當局的國保跟監、指定居所軟禁等手段是對中國異議或維權人士最有效的威嚇方式，讓中國的檢警執法人員得以跳脫正當的法律程序，變相監禁當事人，讓他們與社會群體形成隔離。
曾建元以台灣民族黨副主席楊智淵2022年8月遭中國逮捕案、及台灣八旗文化總編輯富察延賀2023年3月在中國失聯為例，他說，兩人在中國皆被控“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至今仍在國安機關接受秘密調查，還未進行正式的司法程序。
至於應勇凸顯最高檢保障律師依法執業權利的說法，曾建元也認為，不符事實，他說，中共對“法律”二字的理解與國際社會有很大落差。
他說，中國於2015年大舉打壓維權律師，發動大抓捕後，至少300名律師被非法羈押或失聯，反映了國家公權力對律師專業和尊嚴的嚴重侵害，當中國境內的律師無法抵抗來自國家的介入或騷擾，就無法善盡維權的工作。
中國維權人士: 信訪制度不具合法性
至於應勇於報告中所標榜的信訪績效，一位剛逃出中國不久、但因議題敏感不願透露姓名的維權活動人士說，最高檢去年的高信訪回复率“根本沒有意義”。
這位中國籍維權活動人士告訴美國之音，最高檢聲稱7日內回覆率高達99.8%，但這僅是程序性的處理，就是將“您的諮詢已收悉”這樣的自動回復也計算在成效內，但是對訪民來說，根本未解決問題。
最高檢也聲稱3個月內辦理信訪過程或結果答覆率達97.3%，但這位維權人士說，這成效看似亮眼，但訪民的真實經驗通常是案子被「往下層層轉批，從國家信訪局轉到省、再由省轉到市、轉到區、轉到鎮，把問題發回原來解決不了的地方重新處理。」這樣的回覆模式也根本無助於訪民解決問題。
而且他說，在信訪過程中，“上訪和信訪的人會被記為維穩對象，各級政府層層加碼進行維穩，輕者受到監控，重則以擾亂社會秩序的各種罪名關押”。其中地方官員對訪民的“維穩截訪”逐年嚴峻，不單拘留當事人，還會為難家屬，包括用酒駕、非法經營等微罪名來處置家屬，以迫使訪民就範。他自己在看守所內就遇到幾個被這些罪名抓進去的訪民家屬。
而地方政府也會把訪民控制在當地，不讓他們到省里或北京上訪。例如，他說，2015年，一群來自廣東陽江市的越戰老兵因不滿當地政府剋扣退伍待遇，相約去廣東省政府上訪，因為搭乘公共交通工具需要實名，但他們的訪民身分讓他們無法搭乘，最後只能自行承包客車前往，結果這輛中巴發生事故，這些老兵不幸無人生還。
他也批評，信訪制度本就不具合法性，是在“司法框架外尋求官員的救濟，本身是司法腐敗的產物。現在卻引導民眾放棄司法救濟、用人治的方式解決法律問題。”
這位維權活動人士說:“過去，信訪和維穩都是在灰色地帶，各級政府都不願意談，這次政府報告中把這些數據公佈出來，說明這一屆政府已經將信訪維穩公開化。”
現住在日本名古屋、原籍中國的楊彩英也告訴美國之音，她仍住在老家江蘇常州市的妹妹楊麗多年為老家土地遭違法徵收等事奔走維權，因此長期遭當地官員刁難，甚至不讓患腎疾的她看病，楊麗3月7日前往北京上訪，但因值“兩會”敏感期間，不到一天就被送回江蘇。在這個過程中，“遭黑社會和警察毆打，被打得站都站不住了”。這是訪民的真實遭遇，也是應勇的報告中不敢公佈的真相。
針對中國法治環境的惡化，美國人權組織自由之家《異言網(China Dissident Monitor)》負責人史凱文（Kevin Slaten）對中國公民社會有長期觀察。他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近年來將社會維穩工作放在“國家安全”的大框架，也將過去視為合法的、不遭入罪的維權活動或公民訴求認定是危及國家安定的行為，並加重刑罰，凸顯中國人權的記錄持續惡化，且北京的人權價值越來越違反世界潮流和國際定義。
史凱文：破產攀升凸顯中國經濟惡化
除了人權，史凱文特別注意到最高法的工作報告所揭露的中國經濟困境。他說，張軍直指，最高法去年所處理的破產案近3萬件，年增68%。雖然破產案件的審理可能長達數年，但他說，這顯示近年中國經濟惡化的程度，恐難如官方所唱好那樣可快速復甦。
根據異言網調查，中國公民因經濟訴求進行的抗議事件2023年倍增，事由包括調薪、爛尾抗議和企業詐騙等。史凱文說，中國的經濟數據常摻有水份，或者直接將青年失業率等負面數字“蓋牌”，讓外界難探真實情況，但張軍的數據透露出中國經濟不振的一大警訊。
由上而下的反腐敗效果不彰
至於兩院去年處理的貪腐案仍大致年增兩成，史凱文認為，這反映出習近平反腐的成效不彰，缺乏來自公民社會的監督。
史凱文告訴美國之音：“反貪腐是習近平(2012年)上台，前幾個重點政策，一直搞到現在，還有那麼多案子，其實反腐敗沒有成功。習近平用的這個反腐敗的行動，他的做法是很集中的，是中央進行的，而且那個過程很多權力是在習近平自己手上，從一開始就沒有辦法去發展這種公民社會領導的反腐敗做法。”
他說，習近平一開始就拒絕公民社會參與監督。例如，中國民間先前曾發動過“新公民運動”，要求官員財務透明化，但運作不到一年就遭官方遏止，公民幾乎無權監督。
他還說，中共的打貪工作也常是黑箱作業，根本沒有公開審理過程，不禁讓人質疑，習近平是真的在打貪官老虎，還是藉反貪打壓異己。
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