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日抗戰史上唯一一座以中華民國官方名義修建的“紀念城” -“衡陽抗戰紀念城”的紀念碑，近日遭中國評論人士提及拆除，引發跨國軍史學家聯合發表“四大不容許”聲明，譴責中國極左派勢力踐踏歷史，無疑是文革復闢。分析家說，如果中國極左派思潮繼續氾濫下去，首當其衝的就是嚇跑外資，不僅不利於中國自身的發展，反而會帶來災難。
以國軍“衡陽保衛戰”為背景的中國抗戰大片《援軍明日到達》在不久前遭到封鎖後，同樣標誌著國軍英勇史蹟的“衡陽抗戰紀念城”紀念碑，成了中國激進分子新一輪瞄準的攻擊對象。
衡陽保衛戰
“衡陽抗戰紀念城”位於湖南省衡陽市岳屏公園，為追思1944年衡陽守城戰中陣亡的國軍官兵而建造。當時國軍第10軍在軍長方先覺將軍率領下，以劣勢兵力抵禦日軍進攻長達47天，是國軍對日抗戰中極為經典和艱苦的一次城市防禦戰，被稱為“衡陽保衛戰”，亦被歐美軍史界譽為“東方的莫斯科保衛戰”。
中國評論人士、曾是中共空軍飛官的學者郭松民在社群平台發文表示，隨著新中國的成立，民國時代的一切法律、命令，以及由民國政府授予的頭銜、榮譽稱號等等，統統失去效力。對一個城市來說，這不是歷史或文化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即：究竟是效忠新中國，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繼續效忠民國？他希望當地主事者“頭腦要清醒”，並在回應網友時說道：“要不把'抗戰紀念城'叫上頭給拿掉。”
郭松民7月4日再於崑崙策網發表評論說，“國軍抗戰老兵”是一個偽概念，是對歷史正義的反攻倒算，因為決定一個人歷史定位的是他的最後身份，而不是他“曾經擁有的身份”。
認同他的網友說：“所言極是”；但反對他的更不在少數。在郭松民表示有時間要去衡陽“漫遊體驗”一下後，立刻有網友跳出來炮轟說：“來的那天告訴我在哪裡？不呼你兩耳光對不住我是衡陽人！”、“敢來就套上麻袋，丟到萬福園去。 ”
對於郭松民等的一連串發文，一群年輕海外華人軍史學家忍不住發聲明譴責。出生在美國，著有《中美聯合：美國陸航在二戰中國戰場》的許劍虹、居住在台灣的香港城市大學哲學博士，著有《銘志天星：國軍紀念碑百年激盪史》的徐全、台灣著有《光輝記憶-國軍光榮革命戰記：抗戰與內戰時期陸海空三軍軍服、裝備全面解析》的吳尚融，以及著有《滇緬公路與戰時交通:1937-1942》的馬來西亞籍博士候選人林國榮等4人發表聯合聲明表示，面對中國極左派逆流這種赤裸裸的文革復闢，他們絕不退卻，必然迎戰到底。
四大不容許聲明
聲明說：“我們呼籲海內外所有關注、心繫國軍光榮歷史的人們，不再對這種惡勢力保持沉默，而是以最堅定的立場正告彼等之流：歷史不容掩蓋、真相不容扭曲、人心不容踐踏、榮譽不容玷污。”
徐全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表示，看到這樣的消息，感到非常憤怒，這是大開歷史倒車，不管是對文化資產的保存還是在歷史研究上，甚至於對整個社會的進步，都會帶來巨大的破壞。
徐全表示，“衡陽抗戰紀念城”在1948年4月落成，當時紀念塔上有蔣中正親自題寫的“衡陽抗戰紀念城”字樣，但在1949年後遭到破壞，蔣中正題寫的文字被剷除，改為“衡陽解放紀念塔”，其他名人的題字也被鑿毀。到了1983年，為了對台統戰和回應中國人民訴求，衡陽地方政府欲恢復“衡陽抗戰紀念城”之名，但一直到2007年，蔣中正的題字才完全恢復。
徐全說，中國改革開放以後，許多遭到破壞的國軍史蹟都被重建；即使不願意重建，也鮮少有人敢把已經重建的史跡再進行破壞。中國極左派不斷挑釁這段歷史記憶，迴避碑墓曾遭搗毀的悲劇，竟然主張再度破壞國軍史蹟，開了一個非常不好的惡例。
徐全說：“實際上是文革極左的一種復闢，是嚴重踐踏很多當年在那場抗戰當中為國家民族犧牲的國軍先賢烈士，（是）對他們精神的一種踐踏，對他們付出犧牲的一種侮辱，這是不能令人接受的。”
他表示，幸虧方先覺將軍最後葬在台灣的五指山國軍公墓，否則如果葬在中國的話，“我估計完蛋了，他的墳墓可能都被敲出來了。”
矛盾心情
許劍虹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透露出他的矛盾心情，表示“衡陽抗戰紀念城”具有相當的歷史價值，極端份子揚言去除確實不應該，也很瘋狂。但另一方面，他又覺得這種激進言論其實越多越好，代表中共政權已經不穩定了。
他表示，自從中國改革開放後，中共利用抗戰英烈的紀念活動拉攏老兵及其眷屬來對台統戰，是很有用的。但極左言論出現後反而失去了它統戰的價值與正當性，意思是說，這些在中國的民國派以及台灣的一些深藍人士終於看清中共的真面目，中共根本就不打算對台灣寬容，也根本不打算真實面對歷史，這會讓其統戰效果大打折扣。
許劍虹說：“所以我個人其實某方面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我覺得他破壞是不好，但一方面我覺得多一點郭松民對動搖中共政權反而長久而言是更好的，反而是有益的。”
官方默許？
他認為，中國社群媒體上會有去除“衡陽抗戰紀念城”的激進言論，很可能是出於官方的觀點，只是中共自己不能承認而已，因為中國很多老百姓都是國軍的後代，如果中共過度打壓他們的歷史記憶，會讓他們對中共離心離德，造成中共政權不穩；但中共也不能夠完全吹捧國民黨的烈士，因為其建國的正當性正是建立在1949年把國民政府推翻趕去台灣，所以如果過度讚揚國軍的話無疑是自打嘴巴，所以它必須要保持一個平衡，需要有像郭松民這樣的人出來引領話題風向，如此中共就可以撇清責任，表現得像一個仲裁者一樣，一方面讓極左言論出聲喊拆國軍紀念碑，一方面又默許網友在網路上互相攻訌。
林國榮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也表示，中國極左勢力的言論猶如文革復闢，不同的是，文革時期是用紅衛兵在做實體監督，現在則是用網絡的壓力來監督，只是作法不同而已。他也說，喊拆國軍紀念碑的言論一定有中共的影子在裡面，只是官方不能明著講鼓勵拆除，但一些小城鎮的紀念塔，只要不是北京中央文化部管轄的，或不在文物管理名冊裡的史蹟，幾乎都被橫下毒手了。輕微的頂多改一下名字，紀念塔或紀念碑還在，更慘的是有些直接被夷為平地，現場根本看不到了，要去問當地耆老才知道過去的確有這個紀念碑存在，只是被蕩平了。
抗戰電影下架
分析家說，拆除“衡陽抗戰紀念城”紀念碑，其實是電影《援軍明日抵達》忽然下架的“延長賽”。這部耗資6億人民幣拍攝，原定在6月28日上映的電影，是由衡陽地方政府主導、力推，也通過了電影審查，卻在預告期內遭到中國極左勢力阻擊，認為是在宣揚“投降光明論”。中國廣大捍衛國軍榮譽的網友不滿，與之論戰。最終，官方為了避免爭論持續擴大，下架了電影，也限制了極左派言論。
林國榮表示，衡陽保衛戰彰顯了國軍在兵力劣勢的困難下，依舊設法擋下日軍進攻，而人在延安的中共軍隊卻毫無戰績，講白一點就是“中共的老臉掛不住”，所以將電影下架。他並補充，當時在對日抗戰期間有一群從南洋參與抗戰交通運輸的華僑司機和技工（南僑機工），冒著生命危險穿越滇緬公路，運送各種物資協助國軍進行抗日活動，同樣值得後人敬佩。
徐全錶示，這至少說明了兩個問題。首先，中國崇尚文革的極左派勢力仍然猖獗。他們敵視、仇恨一切為國軍樹碑立傳的文藝作品、學術研究或活動。這本質上顯現出極左勢力的恐懼，因為他們深知國軍歷史的影響力在民間擴大是大勢所趨，所以他們採用大批判、扣帽子、打棍子的文革手法，來阻撓這部電影上映。其次就是北京官方的意識形態管理仍是“穩”字當頭，避免惹是生非，且為了捍衛中共執政的歷史合法性，北京仍無法接受“國軍是對日抗戰主力”的觀點。
極左派回潮？
前《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亦曾發文稱，應該相信支持拍攝此片和過審的各級領導的集體判斷力，但他的帖文也被刪去，之後他再發帖說，有一些激進的聲音經常能夠嚇住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門，是因為那些激進聲音往往舉著某個極端的政治帽子，讓相關部門選擇息事寧人，“這個問題正逐漸變得嚴重”。
徐全表示，在對歷史反省不足以及社會經濟下行的情況下，極端意識形態就會有它生成的土壤與溫床，任何國家都是如此，“歷史上的案例屢見不鮮，偏偏在中國，就會呈現出極左回潮的這樣的一種勢頭。” 他說。
徐全表示：“他們現在這個極左，它是全方位的，它不只是衝著國軍，包括那個蘇州的日本人遇刺的這個事情，都跟這些人整天煽動仇日是有巨大關係的。”
分析家說，如果中國的極左思潮繼續氾濫下去，第一個最直接的影響就是會嚇跑外資，外資一旦統統嚇跑，中國流失的不僅是就業機會，還包括經營管理、科技技術，而許多附加效益也沒有了，甚至中國人今天會砍日本人，明天就會砍中國人自己了，這對中國而言將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大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