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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長與能源安全困境下 中國“雙碳”目標面臨挑戰


資料照:中國山西省河津市的一座煤炭加工廠 (2019年11月28日)
資料照:中國山西省河津市的一座煤炭加工廠 (2019年11月28日)
經濟增長與能源安全困境下 中國“雙碳”目標面臨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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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氣候特使約翰·克里(John Kerry)訪華後,中國的減碳承諾重回國際輿論的焦點。儘管中國政府強調,2030年碳排放量達峰的目標不變,但部分分析人士認為,中國連兩年高溫乾旱,代表西部水力發電使不上力,再加上疫後經濟的復蘇力道疲軟,在優先確保經濟增長和能源安全的困境下,中國的減碳步伐恐因此放慢。

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克里訪華期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不但不安排會見,還於7月17-18日召開睽違5年的“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向美國喊話的意味濃厚。

美國氣候特使克里(左一)與中國國家副主席在北京舉行會談。(2023年7月19日)
美國氣候特使克里(左一)與中國國家副主席在北京舉行會談。(2023年7月19日)

官媒央視7月18日晚間以長達14分鐘的頭條報導這場會議,並引述習近平的發言稱:“中國承諾的雙碳目標是確定不移的,但達到這一目標的路徑和方式、節奏和力度,必須由我們自己做主,絕不受他人左右。”

由於克里訪華期間敦促美、中兩國共同減少甲烷的排放及燃煤發電對氣候的影響,因此,部分分析人士解讀,習近平的一席話意在向克里表態:中國自己會做好減碳承諾,不需要美國人來指指點點。

“雙碳”目標下 中國碳排放不減反增

“雙碳政策”指的是習近平於2020年底的第75屆聯合國大會所宣示,中國將力爭於2030年前達到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峰值,並於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也就是碳排放與減排量相抵,達到相對的“零排放”。

然數據顯示,受到地緣政治、新冠疫情、極端氣候及經濟疲軟等多重因素影響之下,中國近兩年的碳排放量與對煤碳的依賴,實則不減反增。

總部設於芬蘭首都赫爾辛基的環保智庫“能源與清潔空氣研究中心(CREA)”7月17日發表《中國能源與排放趨勢(China energy and emissions trends: July 2023 snapshot) 》報告稱,受到夏季乾旱、7-8月用電高峰和節水壓力等影響,中國6月的水力發電量年減34%,在水電供應不足的前提下,煤碳和其他火力發電量則比去年同期攀升14%。

CREA先前的調查顯示,2017-2020年間,中國核准的燃煤發電量一度調降,但隨著發電用煤炭的價格於2021年大漲,引發多地“拉閘限電”,伴隨多處住宅區停電後,中國對煤碳及火力發電的需求大舉反彈。

該報告稱,中國政府2022年批准新建106吉瓦(1億零600萬千瓦)的燃煤發電量,不僅同比增長4倍,也是2015年以來的新高。此趨勢與北京的減碳承諾背道而馳。

此後,中國對煤碳需求量屢創新高。中國於2020年曾懲罰性地禁止進口澳大利亞煤碳,但隔年卻發生供不應求、庫存耗盡的困境。為了增加煤碳供給,中國政府加大開采力度,要用國產煤替代進口煤。

優質煤礦耗盡 中國國產煤不受青睞

為了確保能源供給安全,中國不得不放緩減碳目標,用習近平的話形容,就是“不能把手裡吃飯的傢伙先扔了”,但中國的能源供給真的安全了嗎?

CREA調查顯示,中國煤碳總消費量於2022年年增4.3%,於今年第1季年增3.6%,同時,煤碳進口量也於三四月間創下歷史新高,前4個月的進口量年增高達89%。

位於芬蘭赫爾辛基的能源與清潔空氣研究中心(CREA)首席分析師勞里·米利維爾塔(Lauri Myllyvirta)(照片提供: 勞里·米利維爾塔)
位於芬蘭赫爾辛基的能源與清潔空氣研究中心(CREA)首席分析師勞里·米利維爾塔(Lauri Myllyvirta)(照片提供: 勞里·米利維爾塔)

CREA首席分析師勞里·米利維爾塔(Lauri Myllyvirta)說,這是因為中國優質國產煤的礦區已經耗盡,質量雙雙下滑,不得不大量依賴進口媒。

米利維爾塔告訴美國之音:“許多發電廠偏好進口煤,因為質量較佳。所以,這代表,(國產)煤對中國能源安全的貢獻是有限的。對煤炭的依賴意即對進口煤的依賴上升。”

連年高溫乾旱 四川、雲南水電乏力

煤電不利減碳,但在被視為清潔能源的水力發電,近兩年也供給不足。

水電大省四川和雲南加總的水電裝機容量佔全中國的八成,但今年的供給量令人堪憂。 《彭湃新聞》6月底引述華北電力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袁家海的分析稱,長江流域雖已進入主汛期,但四川省和雲南省5月份的水力發電量分別年減24.4%和43.1%,且降幅持續擴大。袁家海表示,“氣候風險下,不能追求100%的可靠(水電)供應。”

四川省去年就曾因水力發電供電不足,導致包括電動車龍頭特斯拉在內的許多工廠被迫停工。

對此,米利維爾塔分析,這凸顯水力發電面遇到旱季時的脆弱性,尤其極端氣候若發酵,供水問題將更嚴重。

相較水電,中國積極發展的另外兩種清潔能源:太陽能光伏發電與風力發電,前景略顯樂觀。

據CREA統計,中國太陽能裝機量於今年前5個月達60吉瓦,風能裝機量則達16吉瓦,增長力道強勁,總裝機量也居全球之冠。

米利維爾塔說,中國在高速發展清潔能源時,若能成功推動以服務業及高科技消費為主的產業轉型,並降低對建築及重工業的依賴,或有機會於表定的2030年前達成碳達峰目標。

中國經濟疲軟 分析:碳達峰無望

但中國當前疲軟的經濟情勢,讓部分觀察人士對中國的減碳雙標悲觀以待。

一位因議題敏感、不願具名的台灣學者告訴美國之音,中國6月份的經濟表現失色,失業率也居高不下,16到24歲青年失業率竟飆升至21.3%,在服務業等低能耗產業無法製造更多就業機會的前提下,中國政府恐默許部分高能耗產業起死回生,以吸納勞動力。

事實上,2021年一發生“電荒”,習近平的減碳承諾就已然跳票,中國政府於2022年將鋼鐵行業的碳達峰里程表推遲5年。

只不過,隨著“十四五規劃”收官的2025年將屆,部分地方政府為了拚減碳績效,會不會忽略經濟增長,重新端出類似“能耗雙控”或無預警限電等激烈政策,仍值得觀察。

位於美國波士頓的時事評論員王劍認為,中國經濟之疲弱已被《華爾街日報》形容為,“失落的十年”即將到來,在此前提下,中共還想達到碳達峰、碳中和是“不可能的任務”,因為最現實的問題是錢。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劉俏曾預估,2050年前中國達到碳中和所需的投資金額將高達255萬億人民幣,另一個智庫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估算的數字更驚人,高達487萬億人民幣,代表中國未來30年的綠色低碳投資所費不貲。

位於美國的時評人王劍
位於美國的時評人王劍

王劍說,中國之所以高度依賴煤碳,正因為相較石油及天然氣,這是最廉價的能源,中國在經濟陷入困境之際,不可能把減碳環保放在優先順位,尤其節能減碳主要來自國際的壓力。換言之,中共明知減碳不可為,仍高調接待美國氣候特使克里,王劍說,這不過是為了迎合拜登政府關切的氣候議題,以換取美方在經濟及外交層面的回饋。

王劍告訴美國之音:“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偽議題。中國經濟已經跌成這個樣子了, 它根本沒有錢。減少煤碳意味著什麼?你就得用石油,石油不行,你就用太陽能,這成本多高,你數一下就知道。在現有的經濟條件之下,中國是做不到(減碳)的,那一定是騙人的。”

至於召開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王劍說,是習近平為了撐住面子、拉高姿態的權宜之計。

德州公共政策基金會首席國家倡議官員查克·德沃爾(Chuck DeVore)也持類似的看法,他2月底接受福克斯新聞(Fox News)訪問時表示,北京試圖表現出對氣候變化的擔憂,只是為了安撫西方國家,實際上他們正在大量使用煤碳、增加能源獨立性,以應對未來可能的衝突。

綠色產品誰埋單?

姑且不論國際政治的算計,位於台北的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所助研究員吳若瑋認為,中國並不具備追求綠色經濟的條件。

位於台北的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所助研究員吳若瑋(照片提供: 吳若瑋)
位於台北的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所助研究員吳若瑋(照片提供: 吳若瑋)

她說,據國際能源署(IEA)署長法提赫·比羅爾(FatihBirol)的判斷,過去10年,拜中國製造之賜,太陽能光伏和風力發電的成本已分別降低了八成和六成以上,但即便如此,中國的困境是國內城鄉的所得水平遠遠落後西方發達國家,多數人恐無力消費對地球友善、但價格卻不友善的綠色商品。因此,中國政府堅持按自己的節奏減碳,倒也是無奈之處。

吳若瑋告訴美國之音:“現實面是,誰要為這件事情(減碳)埋單?因為綠色的發展可能不會推升既有的GDP,因為它會讓你更環保,丟東西更少、更少的汰換。可是以前的經濟創造模式希望你不斷地消費!消費!消費!所以,它其實是發展路徑跟經濟創造模式都要切開來了。”

吳若瑋分析,中國發展清潔能源的另一大挑戰是信息不透明,包括恐未如實揭露減排裝置的規格或減排新科技的突破進展,因此,始終難以擺脫外界對其減碳決心的疑慮。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28次締約方會議(COP 28)”將於11月召開,這恐怕是中國氣候雄心的下一場大考,因為各締約國將提交2025年後、控制全球暖化的“國家自主貢獻”設定目標,屆時中國面臨的國際壓力恐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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