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美國之後，台灣近期也將強化對中國短視頻App抖音(海外版稱“TikTok”)的禁令。分析人士指出，各國對TikTok的國安疑慮並非杞人憂天，因為有跡象證實，中國政府透過這類看似無害的社交軟件監控海外人士，甚至影響其投票等行為。他們說，中國正積極通過人工智能(AI)與大數據技術，打造遍及全球的監控網絡。
美國參議院12月14日通過法案，禁止聯邦僱員在政府設備上使用TikTok，獲得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的支持，並打算將把該法案列入下週表決的政府支出法案中。
印、美、台相繼禁抖音
由於眾院共和黨領袖麥卡錫 (Kevin McCarthy)已表態支持，該禁令在眾院通過的機率很高。
在此之前，美國白宮、國防部和國土安全部等聯邦機構及新罕布什爾、喬治亞等州，都已先後下達類似的“禁用令”。
除了美國，台灣行政院的數字發展部日前也以國安為由，禁止公部門相關的資通訊設備下載或使用TikTok、小紅書等中國軟件，並擬於12月底召開跨部會會議，研議將禁令擴展至全台的決策。
早在美、台之前，印度政府就已於2020年封禁TikTok在內的59款中國產App，肇因除了兩國邊境爭端外，網絡安全也是考量之一。
各國示警:中國社交平台成洩密、監控漏洞
對此趨勢，位於台北的台灣AI實驗室創辦人杜奕瑾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各國政府高度警惕這款乍看之下純屬娛樂功能的App並非杞人憂天，因為儘管TikTok是針對海外市場獨立運營，但其演算法與中國國內版的抖音一致，且其母公司“字節跳動”是中國企業，不可能擺脫中國國安法規的規範，例如，根據中國的情報法，中企都有協助中共和解放軍情報工作的義務。
杜奕瑾說，中國政府不僅能干預TikTok，就連Facebook（臉書）跟Twitter（推特）等美國社交網的中文版，中共也能透過大量購買廣告，來擴大對業者的商業影響力，或是微妙地介入其中文平台的管理。
杜奕瑾說:“有可能它(TikTok)是拿大量的中文去做相關的演算法的設計，以及它聘僱上海或者香港的人，透過這些人員去做的系統，也會學到設計的或者審查人員的偏見。這個也就是為什麼，你(台灣使用者)只要在臉書上面講一些比較有中國政治敏感性的言論，你的文章很容易被下架。”
杜奕瑾分析，通過各類社交App的滲透，中國政府可取得大量的用戶使用偏好等信息，尤讓各國政府忌憚的是，中共可以進一步透過演算法控制信息投放，針對各用戶族群餵養特定的政治內容，最終達到改變其思維或投票等行為。
不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11月的一場例行發布會中提出反駁，她說，此類指控是在“散佈虛假信息，並以此為藉口打壓中方有關企業，已經成為美方的慣常做法，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中國境內AI監控無孔不入
相較於民主國家的網民，可能偶爾在網上遭到中共的監視，中國老百姓則是處於全方位的官方監控之下。
首先是街道上無所不在的攝像頭。
信息研究公司“比較技術（Comparitech）”2022年7月發布研究估算，中共在全中國部署的監控攝像機約在5.4億-6.26億台之間，換算下來，幾乎每兩個中國人就被一隻“老大哥的眼睛”盯著。
此規模不僅佔全球攝像頭總數的一半，其密度也是國外其他大城市所架設之監控攝像機的數百倍之多。
專家說，攝像頭拍到的影像經AI技術彙整後，能進行人臉及走路姿勢(步態)辨識，在茫茫人海中，找出任何官方鎖定的人。
美國人權團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10月發表《科技民主哪裡去了?》一文中，還列舉了更多的中國監控新手段。
該文稱，“國際移動用戶標識符(IMSI)”捕捉器，可以定位手機，來偵測特定人士的下落。另外，大規模蒐集個人的語音樣本、DNA、虹膜掃描，可組合出更準確的個人特徵。
AI極權國家 天網多模態監控
文章指出，中國政府試圖將“非結構化數據”轉變為“結構化數據”，也就是把雜亂無章的影像轉化為類似文本文件，以便進入自動化分析。而這類多模態大規模監控的目標，就是要打造一個普遍、全方位、綜合性、令人無所遁逃的天網，例如在新疆，中國公安以反恐為名，建構了“一體化聯合作戰平台(Integrated Joint Operations Platform，IJOP)”，讓當地警方可以透過大數據監控網，找出36種其所認定之“行為不良”的人，以進行約談、甚至逮捕拘押。
官方定義的“不良行為”包括:剛從國外回來、參加過伊斯蘭運動，甚至突然避免跟鄰居往來或停止使用智能手機等。
人權觀察位於紐約的中國部高級研究員王松蓮是此文的共同作者。她以電郵回复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這套系統的真正效果在於社會控制。王松蓮說:“IJOP被宣傳為一個反恐系統，但如果細究，反恐並非其真正的目的。該系統使用一些變數，例如，某人是否經常去加油站或電話關機的頻率，來衡量其行為的可疑程度，像 IJOP 這樣的系統作為反恐機制是無效的。”
除了公安體系，中國綿密的監控手段還擴及數字金融跟整體社會治理的面向。
台北AI專家杜奕瑾分析，中國推行“數字人民幣”，也有把個人和組織的金流與交易置於官方管控的作用，堵住使用比特幣等虛擬貨幣而衍生的監管漏洞。
分析人士說，新冠疫情成了中共遂行高科技監控的最佳時機。清零防疫三年來，中共不僅順理成章將新疆的天網監控經驗，透過健康碼、行程碼等方式在全國管控人流，而密集的核酸篩查更讓全國人口主動交出了自己的DNA樣本。
儘管目前沒有證據顯示，中國民眾的檢體被用於檢測新冠病毒以外的用途，但杜奕瑾表示，就技術而言，只要建立了完整的DNA樣本庫，任何人就算整型易容，也逃不過官方的法眼。
社會信用體系強化監控效果
專家說，中國更深層的控管，在於執政者利用高科技，掌握人民的一舉一動後，再與個人的“社會信用”捆綁在一起。
中國國務院於2014年發布《關於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的通知》後，即設立多座“示範城市”，如山東榮成市於2018年獲選為全國首批的示範城市之一。
官媒新華社當時稱，榮成市編制了《社會信用信息徵集目錄》，既徵集違法違規行為，也徵集到涉及600多項經濟社會活動，法律管不到的不文明、不道德行為，另已徵集到1900萬條基礎信息和130萬條的守信和失信信息。
報導稱，在此基礎上，表現良好的市民可以獲得就醫、水電、通信費減免等好處，企業負責人也可憑此貸款，社會信用堪比“真金白銀”。
不過，台灣媒體《報導者》轉載德國《南德時報》記者馬凱(Kai Strittmatter)所著《和諧社會裡的中國新人類:大數據與信用體系如何製造聽話的奴才》一書，卻揭露榮成市真實的一面。
該書引述榮成市官員的話稱，每位市民有原始分數1000分，若犯錯就會被扣分，系統將849分以下的C級市民列為“警示級別”，599分以下的D級市民則被打入不誠信的黑名單，成為“重點監管對象”。
在榮成，從闖紅燈、沒有撿拾自家寵物糞便到冬天潑水造成路面結冰都會被扣分。
對此，位於南台灣台南的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梁文韜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這是中共以直接干預的方式，在境內建立新的社會分層。
梁文韜說:“用這個所謂信用制度(分出)你是好人跟不好的人，聽話就是好人，不聽話就是壞人。它包山包海，散佈對黨不利的言論也算，它就把你打到，什麼補助也申請不到，信用卡申請不到。它用這種方式進一步來控制(社會)。”
卡內基：中國AI監控技術輸出約50國
中國AI監控技術漸趨成熟後，近年來受到不少極權國家的青睞跟學習，成為中國對外輸出治理模式的市場。
據華府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研究員費德斯坦(Steven Feldstein) 估計，中國的AI監控技術恐已經出口至50個一帶一路沿途國家。
綜合媒體報導，柬埔寨首都金邊已裝設超過千部中國製監控攝像機;緬甸則通過了與中國類似的網絡法律，禁止人民使用Facebook跟Twitter。
在中東，伊朗也利用中國技術，來打造智慧城市，該國28座城市安裝了1500萬個攝像頭，並將數據上傳到分別位於首都德黑蘭與中國的兩個控制中心。
台北AI專家杜奕瑾認為，這類技術與硬件的輸出除基於商業利益外，也是中國透過外部強化其維穩能力。
杜奕瑾說:“當地獨裁者藉由這個系統去做到控制的同時，它其實也是把某種(演)算力的權利交給中國。所以對中國來講，它也是把社會安全跟維穩的系統往外擴散而影響到中國以外的區域的一種方式。”
位於台南的政治學者梁文韜批評，中共一向以“共產”為由，毫不尊重個人隱私，甚而幾近病態、極端性地挖個人隱私，為的就是日後可要挾對方，換取利益。在此前提下，中國的AI監控科技恐將持續擴張。
梁文韜說:“聽起來很荒謬，但我覺得它(中共)在建立一個全球性的大數據(庫)，這未來更容易做得到，因為未來有量子電腦，更大的儲存技術。所以，未來，我其實相當地悲觀，中共很多技術已經跟美國差不多了，特別在監控的技術，它一定會用這些東西來建立一個我們無法想像的超級大型的大數據(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