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很多經濟學家來說﹐中國經濟今年第一季度7.7%的增速不是一個臨時性的週期性波動﹐也不僅僅是全球復甦乏力所帶來的效應﹐而是中國的增長模式出了問題的一個表現。
華盛頓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資深研究員佩蒂斯﹕“中國經濟中的失衡如此嚴重﹐這些失衡又得到世界其他地方的失衡的支撐。中國的失衡必須得到改變﹐它們也會發生改變﹐因為沒有別的出路。”
現在的問題是﹐中國經濟會發生怎樣的改變﹐從而最終達到平衡。
傳統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史劍道﹕“擺在中國面前有不同的道路。好消息是你有選擇﹐壞消息是﹐有一些選擇會使你陷入癱瘓狀態﹐因為這一群人說他們要這個﹐那一群人說他們要那個﹐他們會打起來。”
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金融學的佩蒂斯認為﹐中國有5條道路可以選擇。
佩蒂司﹕“第一條路當然就是甚麼也不改變﹐繼續採取過去30年﹑尤其是過去10年的做法。這意味着繼續投資產能﹑投資房地產和基礎設施建設等等。”
這樣做的後果會是甚麼呢﹖
佩蒂斯表示﹕“如果北京這樣做的話﹐繼續目前的做法直到它的借債能力受到限制﹐好消息是中國的經濟會再平衡﹐壞消息是它會出現美國20世紀30年代初那樣的再平衡。”
這位中國經濟問題專家說﹐20世紀20年代末期的美國經濟與目前的中國經濟存在很多相似之處﹐例如經濟增長非常快速但是失衡。在隨後出現的再平衡過程中﹐即在1930年到33年期間﹐投資減少了90%﹐經濟增長下跌了35%﹐家庭消費減少了10%。
這種再平衡方式當然不是中國所希望看到的。那麼﹐中國有甚麼辦法從投資推動的增長轉向基於消費的增長呢﹖佩蒂斯認為﹐提高家庭收入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佔比例至關重要﹐因為這是推動家庭消費增加的唯一途徑﹐而增加家庭收入的辦法包括大幅度提高匯率和實際利率以及快速增加工資。
佩蒂斯說﹐這是中國經濟實現再平衡的第二條道路。但是這種做法的問題在於它會在全國引起財務困境﹐因為短期內大幅度提高工資會導致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崩潰﹐匯率的大幅提升會窒息出口行業﹐而提高利率則會影響到每一個人﹐包括國營企業和地方政府舉債的能力。
在佩蒂斯看來﹐這種選擇顯然也是不可取的。他說﹐第三個可能是緩慢的而不是一夜之間做上述的事情。
佩蒂斯﹕“這個解決辦法的問題在於﹐它涉及時機的問題。在我看來﹐經濟中的扭曲如此根深蒂固﹐如果你慢慢的解決扭曲問題﹐你並沒有讓經濟實現再平衡﹐只是在減緩經濟失衡的速度﹐在經濟最終達到平衡前的很長時間裡使得經濟更加不平衡。”
一些觀察人士認為﹐中國經濟還有10到15年的時間來解決這些失衡的問題。但是佩蒂斯要更為悲觀一些。他認為﹐如果在三﹑四年的時間裡不解決失衡的問題﹐中國的借債能力會受到限制﹐其後果則是投資的大幅度減少﹐從而導致增長的大幅度減速。他預計﹐在習近平執政的10年期間﹐中國的增長只有3%。
佩蒂斯認為﹐中國另外一個選擇就是把在現有做法中獲得巨大好處的國營部門的財富轉移到家庭部門﹐例如將企業私有化﹐然後加強社會保障體系﹐改革戶口制度﹐減少農民工的負擔等等。他說﹐逐步的私有化是經濟實現再平衡的唯一有效途徑﹐但是因為政治阻力太大﹐這一進程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實現。
佩蒂斯認為﹐中國經濟實現再平衡的最後一條道路是“後門私有化”﹐即直接或是間接的把私營部門的債務轉移到政府的收支表上﹐從而提高家庭收入在GDP中的份額。
中國實際上會怎麼做呢﹖
佩蒂斯說﹐他不知道中國事實上會怎麼做﹐但是他認為﹐中國新的決策階層知道他們需要做甚麼來解決經濟失衡問題。他的猜測是中國會採取他所說的第三條道路和第五條道路﹐即逐步的提高人民幣幣值﹑利率和工人工資﹐同時把債務逐步轉移到國營部門。
傳統基金會的史劍道是這樣看的﹕
“現在對中國新的領導人做出判斷還為時太早。我認為﹐他們說得很多﹐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甚麼行動。”
他認為﹐在今後半年時間裡﹐我們需要看到北京採取一些艱難和有風險的行動﹐推動經濟的再平衡。他的擔心是﹐像其他國家一樣﹐如果你總是從容易的做起﹐結果往往是不對困難的事情採取任何行動。
華盛頓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資深研究員佩蒂斯﹕“中國經濟中的失衡如此嚴重﹐這些失衡又得到世界其他地方的失衡的支撐。中國的失衡必須得到改變﹐它們也會發生改變﹐因為沒有別的出路。”
現在的問題是﹐中國經濟會發生怎樣的改變﹐從而最終達到平衡。
傳統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史劍道﹕“擺在中國面前有不同的道路。好消息是你有選擇﹐壞消息是﹐有一些選擇會使你陷入癱瘓狀態﹐因為這一群人說他們要這個﹐那一群人說他們要那個﹐他們會打起來。”
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金融學的佩蒂斯認為﹐中國有5條道路可以選擇。
佩蒂司﹕“第一條路當然就是甚麼也不改變﹐繼續採取過去30年﹑尤其是過去10年的做法。這意味着繼續投資產能﹑投資房地產和基礎設施建設等等。”
這樣做的後果會是甚麼呢﹖
佩蒂斯表示﹕“如果北京這樣做的話﹐繼續目前的做法直到它的借債能力受到限制﹐好消息是中國的經濟會再平衡﹐壞消息是它會出現美國20世紀30年代初那樣的再平衡。”
這位中國經濟問題專家說﹐20世紀20年代末期的美國經濟與目前的中國經濟存在很多相似之處﹐例如經濟增長非常快速但是失衡。在隨後出現的再平衡過程中﹐即在1930年到33年期間﹐投資減少了90%﹐經濟增長下跌了35%﹐家庭消費減少了10%。
這種再平衡方式當然不是中國所希望看到的。那麼﹐中國有甚麼辦法從投資推動的增長轉向基於消費的增長呢﹖佩蒂斯認為﹐提高家庭收入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佔比例至關重要﹐因為這是推動家庭消費增加的唯一途徑﹐而增加家庭收入的辦法包括大幅度提高匯率和實際利率以及快速增加工資。
佩蒂斯說﹐這是中國經濟實現再平衡的第二條道路。但是這種做法的問題在於它會在全國引起財務困境﹐因為短期內大幅度提高工資會導致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崩潰﹐匯率的大幅提升會窒息出口行業﹐而提高利率則會影響到每一個人﹐包括國營企業和地方政府舉債的能力。
在佩蒂斯看來﹐這種選擇顯然也是不可取的。他說﹐第三個可能是緩慢的而不是一夜之間做上述的事情。
佩蒂斯﹕“這個解決辦法的問題在於﹐它涉及時機的問題。在我看來﹐經濟中的扭曲如此根深蒂固﹐如果你慢慢的解決扭曲問題﹐你並沒有讓經濟實現再平衡﹐只是在減緩經濟失衡的速度﹐在經濟最終達到平衡前的很長時間裡使得經濟更加不平衡。”
一些觀察人士認為﹐中國經濟還有10到15年的時間來解決這些失衡的問題。但是佩蒂斯要更為悲觀一些。他認為﹐如果在三﹑四年的時間裡不解決失衡的問題﹐中國的借債能力會受到限制﹐其後果則是投資的大幅度減少﹐從而導致增長的大幅度減速。他預計﹐在習近平執政的10年期間﹐中國的增長只有3%。
佩蒂斯認為﹐中國另外一個選擇就是把在現有做法中獲得巨大好處的國營部門的財富轉移到家庭部門﹐例如將企業私有化﹐然後加強社會保障體系﹐改革戶口制度﹐減少農民工的負擔等等。他說﹐逐步的私有化是經濟實現再平衡的唯一有效途徑﹐但是因為政治阻力太大﹐這一進程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實現。
佩蒂斯認為﹐中國經濟實現再平衡的最後一條道路是“後門私有化”﹐即直接或是間接的把私營部門的債務轉移到政府的收支表上﹐從而提高家庭收入在GDP中的份額。
中國實際上會怎麼做呢﹖
佩蒂斯說﹐他不知道中國事實上會怎麼做﹐但是他認為﹐中國新的決策階層知道他們需要做甚麼來解決經濟失衡問題。他的猜測是中國會採取他所說的第三條道路和第五條道路﹐即逐步的提高人民幣幣值﹑利率和工人工資﹐同時把債務逐步轉移到國營部門。
傳統基金會的史劍道是這樣看的﹕
“現在對中國新的領導人做出判斷還為時太早。我認為﹐他們說得很多﹐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甚麼行動。”
他認為﹐在今後半年時間裡﹐我們需要看到北京採取一些艱難和有風險的行動﹐推動經濟的再平衡。他的擔心是﹐像其他國家一樣﹐如果你總是從容易的做起﹐結果往往是不對困難的事情採取任何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