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7日，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達沃斯經濟論壇發表演講，堅定維護經濟全球化。數年前還被批評是不負責任的利益相關方，中國在全球議題上態度急轉，讓西方人有種世界顛倒的感覺。
接近歲末，習近平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上演講，再度扮演全球化守護者，和強調美國利益的川普總統對比鮮明。此時，習近平剛剛鞏固了權力，成為數十年來權力最大的中國領導人。他一改過往中共領導人拘謹的形象，展現出前所未有的自信，在一些全球議題上更願意擔起領導角色。
進入2018年，距習近平達沃斯演講幾乎整一年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第一副總裁大衛·利普頓在香港的亞洲金融論壇上提醒中國，要成為有效、可信的全球化領袖，還需要有意願認識和應對自身的問題。利普頓說，那樣就需要“保護知識產權並降低對產業政策的扭曲、產能過剩，以及對國有企業的政策優惠。”
利普頓稱中國在一些領域取得很大的進展，但需要加快穩定金融部門，持續努力確保金融不穩定不會危及中國在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取得的非凡成就。
他說：“中國面臨一個加速經濟改革，確保可持續和包容性增長的機會之窗。”
過去一年，中國經濟取得好於預期的增長，但決策層有意降低對未來增長的預期，更強調經濟增長的質量。
但是，中國經濟在過去一年還有一個關鍵詞，就是“債務”。西方評級機構因此調降中國主權債務評級，從IMF、智庫到經濟學家、媒體，各方都在提醒中國，債務已經累積到危險的程度，需要嚴肅對待。
習近平和川普總統數次會面都相當“投緣”。首腦外交的正面作用在於緩和了雙方緊繃的貿易關係。但這並沒有讓川普政府放棄針對中國的貿易行為採取行動。接近歲末，在習近平成功鞏固權力，中國決策者準備召開經濟工作會議時，美國貿易官員連番批評中國產業政策、知識產權侵犯和市場准入設限等問題，並正式表示不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
在美國看來，中國政府對經濟插手過重，造成市場扭曲，令外國公司難以與受到補貼的中國公司競爭。
但是，即便債務和貿易對中國經濟的威脅都指向國有企業，習近平卻令人不解地強調要做優、做大、做強國企。
中共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正式推出習近平新時代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標誌著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政治色彩濃厚的“新時代”。
但是，中國經濟跨進“新時代”，人們卻對何為“新時代”中國經濟有相當大的分歧。爭論中截然不同的詮釋無助於習近平政府向外界傳遞明確的政策走向。
在近日由華盛頓經濟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和中國金融40人論壇聯合舉辦一個以“新時代”中國經濟為題的研討會。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梁紅說，中共十九大後。
“新時代”成了當紅熱詞，她近兩個月在論壇和討論活動中表示，各方對“新時代”中國經濟大致有兩種理解。
梁紅說：“我聽到對'新時代'兩種完全不同的的詮釋：（一方認為）更基於市場，更多的改革，進一步的開放；另一方認為，它意味著更多的國家控制，以及黨在更大程度上影響中國的走向。”
中共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向世人展示其“在某些重大問題上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心。當時有許多觀察人士判斷，國有企業將成為改革的目標。在那之前，中國曾在上世紀90年代末期前總理朱鎔基任內關閉了大量虧損國企。朱鎔基的做法雖然引發了陣痛，但被認為是成功的。
但另一些觀察人士則認為中共繼續向國企開刀可能性不大。卡內基和平基金會的研究副院長包道格曾在2013年11月的一份政策報告中列出了幾個令國企改革難以推動的因素：一方面，中國現在的國企是賺錢的，對體系的財政健康貢獻程度雖然小但卻十分重要；另一個因素是意識形態。包道格認為，這方面既要顧及黨內保守派堅持“社會主義”國家必須至少擁有一些“生產工具”，同時面對高層領導人的子女，即太子黨大多從這些國企中獲利，幾乎無法從正面對國企背後的強大既得利益者下手。
五年之後，當習近平進入第二任期時，中國國企得到了當局更為明確的支持。習近平提出要做大做優做強國企，讓很多人不解。在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新時代”中國經濟研討會上，該智庫中國經濟問題專家尼古拉斯·拉迪以翔實的數據，展示了生產率低下的國企得到國家更多支持。
拉迪說：“有證據顯示，國家的作用得到顯著擴大。國有企業得到的投資和其他資源在增長，資源使用效率則在下降。而這在金融領域造成了許多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問題。 ”
拉迪說，金融領域的風險在增加；造成這些風險的並非私營部門，而是表現不良卻從國有銀行大量借款的低效企業。他指出，中國應該回到90年代和2000年代的做法，銀行房貸更大程度上是由商業趨動的。
拉迪對中國改革國企的走向並不樂觀。他說，當局推出的項目中並不包括企業表現、混合所有製和兼併，所有這些在過去十多年都在減少，以資產衡量的生產效率也在下降。
他提出幾點改革意見，認為應該為引入私營公司清除障礙；兼併行為應該更多由市場推動，而不是現在這樣自上而下的兼併；還有就是讓大量表現不良的企業破產。
拉迪認為，中國應該回歸朱鎔基時期的改革舉措，像90年代末那樣，讓一些企業私有化，並強制關閉一些企業。他說：“過去五年國有企業有很大增長。這些改革所帶來的好處早已消耗殆盡。所以我認為需要對國企進行新一輪改革。”
參加討論的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顧問秦曉是中共體制內的國企老總，曾任中信集團副董事長，以及國務院下屬的招商局董事長。秦曉之父秦力生曾在延安和習近平之父習仲勳同為陝北幹部。他因家世背景算是“太子黨”，但他曾說過，自己是體制內的改革者，在太子黨中與胡德平等人接近，認同普世價值，致力於推動改革。
談及“新時代”，他說，習近平時代中國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對此前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所遺留的相互衝突的政治遺產作出價值和政策方面的重新調整。
在秦曉看來，“新時代”中國經濟是處於新的政治時期的中國經濟，重點要看新的政治環境如何影響中國的經濟。
他說：“關於跨入新時代的政治判斷引發了一場有關中國經濟是否處於一個新的周期起點的激烈辯論。支持方稱，隨著全球經濟復甦，中國經濟已經從7年持續疲弱中反彈，並已穩定在當前水平。”
但秦曉個人更傾向另一方的看法，即現在得出這樣的美好結論為時尚早。持這樣看法的人認為，支持方依據的一些主要經濟指標，如GDP增速、PPI和出口數據等，都是短期經濟指標。他們認為，應該以其他根本和長期指標做出判斷，包括產能過剩的市場清理、國企和公共部門去槓桿，以及用新的市場增長動力取代財政投入。
秦曉說，這些重要的訊號都沒有顯現出來。不過，他稱自己對中國經濟的穩定還是樂觀的。
他說，經濟結構失衡表現在經濟增長方面就是過度依賴注入因素，尤其是依賴財政投入，而不是改進整個部門的生產效率，進而導致產能過剩、公共債務高企，以及公共物資分配不足和不公。
秦曉說，這些問題在中共十八大時受到很大重視，也取得了一些改進，但仍需要長期和持續的努力。
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談及改革和增長時說，中國自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在改革的道路上行進。他認為有活力經濟增長潛力仍舊未變。
他強調了全球治理的變化趨勢，稱中國在全球GDP中所佔比例逐漸加大，到2025年時，以市場匯率計算，中國在全球GDP中所佔比例可達25%，按購買力平價計，可佔三成。他認為，中國屆時在二戰後美國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中將會有更大話語權。林毅夫說：“我認為中國如果有更大話語權，對於世界是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