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山東濟寧女子苟晶23年前高考成績被他人拿走頂替上大學的案件在經過兩個星期的網絡熱議之後終於都有了官方調查處理結果。與此同時，觀察家們注意到，中國國內乃至中國境外有關苟晶高考被頂替事件的評論從一開始就在中國共產黨的輿論掌控之中，該事件涉及中國公眾基本利益的關鍵問題沒有得到注意，甚至難得被提起。
大事化小與插科打諢
2020年6月22日，苟晶以網名“前世是天使2001”在新浪微博網站陳春秀事件相關微博下發表評論，稱自己與陳春秀一樣，是高考頂替事件的受害者。苟晶在微博中稱，1997年她第一次參加高考，拿到了假的成績，她班主任的女兒以她的成績和她的名字頂替她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學。
截至目前，原籍山東聊城市冠縣的陳春秀和原籍濟寧市的苟晶高考被頂替事件已經有了官方調查處理結果。在這兩起事件中有違法行為的25名在職和退休人員（其中包括職位高低不等的官員）分別受到開除公職、公安機關對其涉嫌犯罪問題立案偵查並採取“強制措施”、接受紀檢監察機關審查調查、開除中共黨籍、撤銷黨內職務、政務撤職、給予其黨內嚴重警告、降低或取消退休待遇、降低崗位等等處罰。
然而，在中國國內外的許多觀察家看來，這些處罰措施難以恢復中國公眾對中國教育制度和高考制度的公平性乃至合法性的信心，因為中國公眾難以相信，隨著這些官員的被處罰，當今中國赤裸裸的教育不公平的狀況以及高考招生的黑箱作業會消失。
中國民間和政府傳統上一直重視教育。對民間來說，過去是學習優秀者通過考試可以吃上皇糧，即成為有權力的、受人尊敬的官員；現在是學而優則有更好的前途和錢途。
對過去的皇朝統治者來說，通過國家考試選拔天下優秀人才擔任官員是其統治合法性的一個最重要的根基。所以，中國先前的皇朝統治者對考試舞弊問題十分重視，對舞弊的人也會予以嚴厲的懲罰，其中包括死刑。
然而，當今中國許多公眾抱怨說，中共當局對教育公平和考試公平的重視程度顯然遠遠不及中國歷史上的皇朝統治者對科舉考試公平性的重視。隨著中共推行教育產業化和政治化，隨著中共官場腐敗愈演愈烈，種種不公平和營私舞弊更加突出，更加肆無忌憚。苟晶和陳春秀被他人頂替上大學的案件都清楚地顯示，中共官場腐敗猖獗，配套成龍，多方協調，無縫對接，根本就不是個別貪污腐敗分子的單槍匹馬的零星單幹行為。
與此同時，觀察家們注意到，在中共統治下的當今中國，中共當局雖然仍在宣傳對腐敗舞弊行為零容忍，但對教育制度的不公平，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公平這樣的更具有根本性問題的討論實行嚴格的限制。就這次苟晶事件所暴露出來的高考舞弊而言，中共當局採取了種種明顯的輿論操控措施，其中包括壓制某些話題，對浮出水面的話題盡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插科打諢，轉移視線。
中共當局壓製或封殺的話題包括，苟晶和陳春秀高考成績被他人冒名頂替用來上大學的事件並非孤立事件，這種事件在山東至少發生200起，而這種事件並非山東特有，甚至也不是山東最嚴重，而是全國普遍存在，其他省份可能更嚴重，只是由於種種原因沒能曝光。有中國網民報告說，僅僅在江蘇一個縣就發生1000多起高考頂替事件。
高考招生作弊是一種全國性的、系統性的、多年得不到解決，越演越烈的問題。然而，這個話題在當今中國是一個媒體禁忌話題。中共控制下的中國媒體整齊一致地迴避這個話題。在山東省，在苟晶高考被頂替這個話題在網民熱議之際，山東省媒體對苟晶事件予以完全迴避，不予報導。對苟晶事件報導的，是北京的《新京報》等外省市媒體。而外省市媒體的報導也是盡力迴避系統性問題。
在另外一方面，主管中國教育的中國教育部對這種嚴重侵害公眾教育權利的新聞事件一直沒有發表評論，但7月3日，中國教育部公佈了該部總部以及全國31個省（區、市）教育行政部門和招生考試機構2020年的高考舉報電話，並聲言“歡迎廣大考生、家長及社會各界人士及時舉報反映涉及2020年高考安全的線索。”
對中國公眾來說，中國教育部做出的這種維護教育公平的姿態並不能令他們感到多少欣慰，因為中國教育的赤裸裸的不公平，教育資源對北京等大城市超大規模傾斜，資源分配稀少的其他身份的考生不但在高考錄取時得不到照顧反而要再次被歧視，這種舉世罕見的中國式教育雙重歧視的政策正是中國教育部所推行的。2001年，中國山東青島三個中學生狀告教育部實行不公平的教育政策。在中共當局的干預下，有關訴訟不了了之，富有中國特色的教育雙重歧視政策一仍其舊。
在苟晶高考被頂替事件曝光之後，中共當局對問題的處理避重就輕，當局的這種表現被許多中國網民稱作“波瀾不驚”。與此同時，中共控制下的中國互聯網充斥著在許多觀察家和中國網民看來是明顯的插科打諢的言論，其中包括臭罵山東黑暗，臭罵山東人苟且齷齪，臭罵山東人奉行虛偽的孔孟之道，臭罵苟晶卑鄙炒作（考試總分才五百來分，居然想冒充學霸），臭罵苟晶忘恩負義，缺德（讓現年80的老師如此受辱，受損）。
極重要問題緣何難浮出水面
中國南方廣東省的一位社會科學研究者表示，苟晶和陳春秀高考成績被他人冒名頂替的事件曝光以來，中國的官方和民間輿論場的種種表現非常有趣，非常值得研究。
這位因擔心工作乃至生計受到影響而要求不透露姓名的研究者說，中國媒體和網絡輿論整齊劃一地迴避最重要的問題，這就是中國的教育不公平、中國高考錄取制度的不公平是製度性的、體制性的，與此同時，包括網絡在內的中國媒體將話題集中於所謂的具體事件，集中於山東乃至山東人的德性，這一現象固然跟中共當局就的輿論操控有關，因為中共宣傳機構可以肆意封殺牠所不喜歡的任何話題，但顯然也跟中國公眾對當今中國的高考制度的認知有關。
這位研究者說，“我的猜想是，中國人對中國的高考制度，尤其是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之後的高考制度有一種神聖化的心態，認為中國的高考制度是中國難得的一種公平的製度，中國的這種制度甚至比西方的都要公平。因此，他們不願意思考這個制度的整體性的不公平，而只是願意從執行的層面看問題，覺得只要消除了頂替之類的壞現象就好了。”
在紐約出版的政論雜誌《北京之春》的榮譽主編胡平長期以來也一直密切觀察中國的教育問題。胡平對美國之音說，自苟晶事件曝光以來，中國的互聯網乃至自由世界的自由媒體如推特基本上都沒有多少人提起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教育不公平是官方始終一貫的政策。胡平說，這些重要話題難得在中國大陸媒體和互聯網上出現，甚至也難得中國大陸之外不受中共控制的的中文媒體上浮出水面，這種局面顯示了中共輿論操控的力量，也顯示了中共的歷史虛無主義教育的成效。
胡平以及許多其他對中共持批評態度的人認為，中共建政70多年來，從1949年10月1日直到今天，實行公開和不公開的教育歧視和欺詐是中共政權的始終一貫、從未間斷的政策。文革前中共控制下的中國中學和大學公開實行按階級成分劃線，評分，錄取。階級成分不好的學生乾脆就不錄取，不管你考試成績多麼優秀。
胡平舉例說，在文革前他上中學，政治考試他每次總是獲得滿分或近乎滿分，但他不管考得多好能拿到的分總是不超過八十分；相比而言，他所受到的這種不公平待遇還算是小巫，因為他聽到知情人報告說，中共老幹部、老紅軍成方吾一度任校長的山東大學曾經實行按階級成分給各門功課打分，階級成分好的學生六十分可以提到八九十，階級成分不好的學生則是八九十分也要打為六七十。
胡平說，中國教育系統性的極端不公平問題之所以在中國國內外的中文媒體中難以浮出水面，一個主要原因是在中共當局的輿論導向和歷史教育的引導下，太多的人不知道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實行赤裸裸的不公平的教育政策從來就不是一個新問題，也從來就不是山東的問題，而是全國一盤棋。實際上，從山東眼下查出和公開的案子來看，那都是低級官員的所作所為，有權力的高級官員根本就不需要讓自己的孩子或親友、熟人冒名頂替他人上大學，而是用自己的名字名正言順地上更好的大學，而這樣的官員雲集的地方根本就不是山東。
中國公民獲得教育公平難上難
批評者指出，中共當局實行的教育歧視和欺詐政策在所謂的瘋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也沒有間斷，反而變本加厲。例如，在文革後期，中國大學再度部分開放，實行所謂的推薦工農兵上大學。從工農兵當中推薦學生上大學隨即變成了走後門上大學，所謂的工農兵大學生多是中共幹部或乾部子女、親友，凸顯出中共的教育政策實際上是為中共權貴服務，而不是為中共所聲言代表的勞動人民服務。
在走後門上大學引起公憤之後，習近平所崇拜的中共獨裁者毛澤東乾脆親自出馬，為走後門上大學辯護，聲言他毛澤東自己也走後門，“送幾個女孩子到北京大學去上學了”。毛澤東還說，走前門的不見得就是好人，走後門的不見得就是壞人。有毛澤東如此以身作則，利用權力佔用和剝奪他人受教育的機會的做法便成了中共權貴的一種不成文的福利。
因為發生了文革而根本就沒有機會上大學的胡平在文革之後一舉考取了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他說，“（中共領袖）習近平就是中共的這種赤裸裸的不公平教育政策的典型受益者。他在文革期間以中共地方乾部的身份上大學，作為工農兵大學生到清華大學學習他完全不懂的化學。文革之後，習近平再以福建省省長的身份獲得北京清華大學法學博士學位，儘管有許多證據顯示他的所謂博士論文有大段大段的抄襲。但這也不是習近平一個人的問題。自從中共提出所謂的干部知識化之後，中共在職官員利用職權獲得博士學位的成千上萬。”
胡平說，文革後一段時間，中國的高考相對公平了一段時間，但在1989年中共出動軍隊鎮壓以學生為先導的反腐敗、要民主的抗議活動之後，中共政權開始重新強調教育的政治性，中共官場腐敗越來越肆無忌憚，即使是高唱反腐敗的習近平當局在拿下徐才厚、郭伯雄等所謂的貪官的時候，也強調他們問題主要是在於政治問題，其明顯的言外之意是以權謀私是小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各級官員上行下效，以平民為代價越來越公開地搶奪、劫掠、私分教育資源。保送、特招、內部黑箱運作、冒名頂替，各種奇招暢通無阻；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在中國大陸想獲得教育公平難上難，甚至難於上青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