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你可能僅僅因為和某人聊天、複製一張地圖，或者無意間拍了一張敏感地點的照片，就被逮捕。”人權組織“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研究主任黛娜·加德納(Dinah Gardner)告訴美國之音。
2月25日，保護衛士發表報告-《在中國失踪》(Missing in China)，揭示了中國政府如何利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在不透明的法律體系下秘密拘押外籍人士，剝奪他們的基本權利，並作為政治工具進行“人質外交”，報告為外國公民及其家屬提供指導，幫助他們在中國遭遇任意拘留的情況。
在眾多案例中，澳洲籍華裔記者成蕾(Cheng Lei)的案件尤其典型。她於2020年被中國政府以“洩漏國家機密”為由逮捕，直到2023年才被釋放。她的伴侶、澳洲中國商會(AustCham China)前執行長尼克·科伊爾(Nick Coyle)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講述了他對中國司法體系的看法以及外交交涉的艱難。
看不見的牢籠
科伊爾告訴美國之音：“她的前六個月是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渡過的，這相當可怕，你應該知道。”
“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簡稱“指居”)是一種特殊拘押制度，允許中國當局在不通知家屬、不提供律師會見的情況下，將嫌疑人關押在特定地點長達六個月。在此期間，受害者被單獨監禁、剝奪睡眠、長時間訊問，甚至遭受身體和心理折磨。
“保護衛士”的報告指出，在中國被拘留的女性往往比男性面臨更多困難。她們可能遭遇女性健康問題，難以取得衛生用品和藥物，面臨性騷擾的風險，以及數月甚至數年無法見到孩子的精神折磨。
曾遭中國政府拘留的前英國記者兼私家偵探韓飛龍(Peter Humphrey)也經歷過指居。他告訴美國之音：“中國的司法和監獄體系完全不透明，毫無公平可言。因此，在中國談'司法正義'是毫無意義的。”
任意拘留成政治工具
報告也指出，中國政府日益將“任意拘留”作為一種外交籌碼，尤其針對西方國家的公民。近年來，類似的案件層出不窮，包括加拿大的“兩個麥可”案(Michael Kovrig和Michael Spavor)、英國人韓飛龍案，以及澳洲作家楊恆均(Yang Hengjun)案。
成蕾的伴侶科伊爾是在2020年8月的一天，發現成蕾突然失聯，手機無法接通，社交媒體帳號也沒有任何更新。
“老實說，我一開始並不確定。我是第一個發現她失踪的人，我去找了大使館的聯絡人告訴他們她失踪了。我很快意識到，她被拘留了，因為她的電腦不見了，還有其他跡象。” 科伊爾對美國之音說。
在意識到成蕾可能被拘留後，科伊爾的第一個反應是確認拘留她的機構。他表示，如果是中國公安機關(PSB)，可能還有一些官方途徑可以採取行動，但當他發現是中國國家安全部(MSS)時，他知道事情更加複雜。
他告訴美國之音：“當我得知是(中國)國家安全部時，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從那一刻起，基本上沒有人可以做甚麼。”
科伊爾認為，成蕾被拘留的根本原因並非法律問題，而是中澳關係緊張。 “如果你看看其他類似的任意拘留案件，你會發現情況是類似的。當中國政府意識到，這件事給他們帶來的麻煩已經超過了他們從中獲得的任何好處時，他們就會解決這個問題。加拿大的‘兩位邁克爾’就是典型的例子。”科伊爾說。
“保護衛士”研究主任加德納也表示，中國政府的“人質外交”策略已經被多次驗證。 “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是華為案件-孟晚舟獲釋僅僅幾個小時後，加拿大的'兩位邁克爾'就被釋放了。”
拖延審判
報告也指出，在許多案例中，中國政府利用法律程序不斷拖延審判，避免正式定罪，而是不斷延長拘留時間，直到外交條件成熟，再“有條件”釋放被拘留者。例如，成蕾案的審判被推遲了三年，最後以“已服刑”的方式釋放她。
科伊爾回憶說，在成蕾被拘留的頭幾個月，他不斷思考最有效的應對策略，希望找到一個能夠促成她獲釋的方法。他很快就意識到，這並不是一個可以透過法律手段解決的問題，而是一個純粹的政治問題。
他告訴美國之音：“在成蕾被拘留後，我曾經對身邊的朋友說，情況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她很快就會被釋放，因為中國政府想要得到某些東西，而她只是暫時的籌碼；另一種則是，我們可能要做好長期抗爭的準備，這將是以年為單位的等待，而不是幾個月。”
科伊爾意識到，唯一可能促成成蕾獲釋的方法，就是讓澳洲政府將她的案件列為外交優先事項，並對中國政府施加足夠的政治壓力。
他說：“如果她真的做了甚麼錯事，中國政府早就對她進行審判並宣判了。事實上，他們只是一次又一次地推遲審判，並在最後的判決中用'已服刑'的方式釋放她。這種模式與許多類似案件一致 - 越是拖延，就越顯示出這完全是一個政治問題，而不是法律問題。”
善用傳媒報導，推動家人獲釋
“保護衛士”報告中建議家屬可以利用相關案件的報道，向本國政府施加公眾壓力，促使其更加積極地為家人發聲和倡議。
科伊爾對此表示同意，他認為，當中國政府意識到繼續扣押某名外國公民的代價大於收益時，他們就會想辦法“找個階梯下”。
柯伊爾透露，在成蕾被拘留期間，他曾多次向澳洲政府官員，包括當時的外交部長及其團隊，強調如果成蕾在澳洲總理訪華前仍未獲釋，那麼這一問題將主導整個訪問行程，並成為國際媒體關注的焦點。
柯伊爾表示，澳洲政府並不希望總理訪華時，每天都被媒體問到成蕾的案件。同時，澳洲公眾普遍認為中方對成蕾的指控站不住腳，公眾輿論已認定此案“完全不可接受”。
“當阿爾巴尼斯政府上台後，中澳關係開始解凍，中國政府也想改善與澳洲的關係。成蕾的案件成為一個可以用來改善外交關係的棋子。因此，在澳洲總理計劃訪華前不久，中國政府最終選擇釋放了她。”科伊爾告訴美國之音。
任意拘留風險正在上升
報告警告稱，近年來，外國公民在中國被任意拘留的風險正在加劇。
報告指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自2012年掌權以來，中國不僅漸對外國人關上大門，還越發“明目張膽地以政治動機拘留外國人”，“向外國政府施壓或進行懲罰”。這類逮捕被納入中國日益強調的國家安全框架下，尤其2014年推出的《反間諜法》經2023年7月修訂後，再加上2024年5月修訂的《保守國家秘密法》，中國以間諜罪名拘留的外國人人數節期走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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