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準備舉行高層會議，討論未來五至十年的經濟和政治政策措施，當前人們日益擔心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全球貿易的影響。
中國共產黨的20屆三中全會將於7月15日至18日舉行，正值美國和歐盟指責北京向外國市場注入大量廉價商品之際，它們擔心這些商品有可能會扭曲貿易，並給全球市場帶來第二次中國衝擊。
同時，中國正努力應對從房地產市場危機到失業率上升和消費者支出疲軟等一系列國內的挑戰。
美國已經對這些擔憂做出了回應，對從鋼鋁到電動車和太陽能電池板等一系列商品採取了新的關稅行動。歐盟最近也宣布了對電動車的關稅。
本星期早些時候，美國財政部負責國際事務的副部長傑伊‧尚博(Jay Shambaugh)呼籲北京解決產能過剩問題。
「我們越來越擔心，中國持久的宏觀經濟失衡和非市場政策和做法,對美國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工人和企業構成重大風險，」尚博星期三在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一次活動中表示。
尚博也承認，高儲蓄和低消費水準是助長中國宏觀經濟失衡如此嚴重的關鍵因素。
「幾十年來，中國一直保持著極高的儲蓄率，」 他說。 「高儲蓄的必然結果是家庭消費水平低下。中國的消費佔GDP的比重不到40%，與收入水平相近的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消費水平是較低的。”
然而，分析人士表示，北京不太可能在中共三中全會期間改變其以出口為主的經濟成長方式。中共高級官員將齊聚這場由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主持的會議。
墨卡託中國研究所（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分析師亞歷山大·戴維（Alexander Davey）表示，目前，北京似乎不太擔心中國缺乏消費支出，而是更關注經濟成長。
「增加家庭消費或刺激措施不在中國的劇本範圍內，」 他告訴美國之音(VOA)。 「中國認為他們的前進道路是透過技術突破，透過拿出美國或歐洲尚未開發的東西......從而使他們能夠處於價值鏈的頂端，成為領導者，並為他們開發的商品設定價格。
先前的三次中共三中全會曾被用來宣布其經濟改革政策，如鄧小平在1978年的11屆三中全會宣布開放中國經濟，江澤民在1993年的14屆三中全會宣布進一步加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2013年的18屆三中全會上，習近平曾承諾讓市場力量在經濟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在經歷了新冠疫情期間的一連串嚴格封鎖之後，中國正在努力提高消費支出並重啟中國經濟，並且推出了旨在增加消費的舉措。
今年4月，北京宣布了一項雄心勃勃的以舊換新計劃，當局希望該計劃將產生293億美元的支出，並將中國的整體GDP提高0.5%。該計劃允許消費者將他們的舊汽車和家用電器換成更新、更環保的新產品。
這些計畫旨在讓消費者增加消費，並支持中國的綠色發展，但法國投資銀行法國外貿銀行(Natixis)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艾西亞(Alicia García-Herrero)表示，這些計畫並不是太成功。
「到目前為止，支持購買汽車等的計劃非常令人失望，」她在WhatsApp上回應美國之音的置評請求時說。 “一些補貼已經消失了，因為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確實堪憂。 ”
艾西亞說，由於中國經濟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等整體情況存在如此多的不確定性，因此很難鼓勵人們增加消費。
「第一，可支配收入沒有成長，第二，人們只是想繼續儲蓄，因為他們非常擔心未來，」她說。
美國副財長尚博在本星期的演講中也提到了中國的高儲蓄率，並指出中國的儲蓄率在過去20年中大約是「GDP的45%至50%」。
「中國佔全球儲蓄總額的28%，但佔全球GDP的18%左右，」他補充說。
目前就讀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中國留學生馬修黃(Matthew Wong)指出了中國的「儲蓄文化」。
“如果不是必須，中國人不會去購買......尤其是我們的父母們，他們的整個哲學理念，他們中的很多人，認為說，'我不需要花錢來享受'，”他說。 「這一切都是為了下一代，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有強大的儲蓄文化。」馬修·黃的生活跨越太平洋，在中國長大，後來在美國學習。
戴維也認為，看問題的角度在理解中國將如何向前發展方面起著重要作用。
「當我們從外部看(中國經濟)時，我們可能會看到一些問題，但這些是我們從西方角度看到的問題，」 戴維說。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首席執行官的獎金(在中國)不在議程之上，而在美國則可能會，你知道的。”
他補充說，在中國，“這樣做是為了讓窮人富裕起來，實際上是壓制超級富人。”
艾西亞說，她預計中國將繼續發展自身的技術，並尋求在出口市場方面的經濟成長。
她說，「增加家庭收入是有道理的，但問題是，自2010年到2018年左右，中國一直在提高工資，而高於生產力。如今，這是不可能的。中國需要繼續出口，這是他們的出路。
尚博希望中國在未來能做出一些經濟改變。
「最好的結局是中國承認其主要貿易夥伴對此日益加劇的擔憂，並合作解決這些問題，」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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