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媒體5月1日報導，中共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書記周江勇被控受賄1.93億餘元，4月27日開庭審判，周江勇當庭認罪。中共改革開放四十餘年，反腐倡廉也四十餘年，但是官員貪腐仍然層出不窮，究竟根源何在？
中國媒體報導說，周江勇是2023年第七個受審的落馬中管幹部。
據中國媒體報導，中共中央政治局2023年03月30日審議了《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規定》，強調習近平和中共中央修訂這個規定對於“健全中國特色領導幹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製度，完善黨的自我革命製度規範體系，進一步加強對領導幹部的管理和監督，具有重要意義”。會議還強調，領導幹部要“對黨忠誠老實、光明磊落，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做老實人，如實報告個人有關事項，自覺接受組織監督”。
英國倫敦國王學院劉氏中國研究院主任、中國研究教授克里·布朗（Kerry Brown）認為，習近平反腐是特別嚴肅認真的，因為他意識到，如果不能好好處理腐敗問題，有可能遇到大災難。
布郎教授說：“但是最後，其實我們都知道，在中國你是一個腐敗的官員，當然有機會你可能被抓起來，但是大部分沒遇到那個問題。在中國，腐敗官員還是比較安全的。這是很明顯的。”
腐敗非改革開放造成是傳統常態
中國民主黨創始人之一、布朗大學退休高級研究員徐文立指出，很多人誤認為中共過去沒有那麼腐敗，腐敗主要是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後才出現的。他說，當然改革開放之後，官員們貪腐的機會和數額增加了。但是實際上中共的腐敗早已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腐敗的普遍性和嚴重性並不亞於現在的腐敗，只是被掩蓋得很好，普通人不了解而已。徐文立在1978-1979年北京“西單民主牆”運動期間主辦“四·五論壇”的合作夥伴呂普的父親呂驥曾經擔任中國音樂家協會會長。一次呂驥回憶在延安時見毛澤東的情形。
徐文立說：“呂驥當時毛澤東見到他以後也沒有跟他什麼廢話，也沒什麼話可說，就把他自己的抽屜打開，裡頭都是人參。然後拿出一、兩根，（說）'去補補身子吧'。也就是說，毛澤東這個抽屜裡頭都是人參。你可以想像所謂當年他們艱苦奮鬥的那個根據地和那個年代，他就富裕到這個程度，而且毛澤東的《毛澤東選輯》出版的版權讓他成為中國首富，可是老百姓知道嗎？”
徐文立還講了一個親身經歷過的事。他在長春上學的時候有一個好朋友，父親是吉林省軍區政委。上個世紀60年代大饑荒時期，同學父親到北京開會，同學同行，住在解放軍總參謀部的招待所。
徐文立說：“有一天請我到他們那個招待所去見面。我去了以後他父親很高興地說：今天你多來了一個客人，我們可以多一個菜和多一瓶茅台。哈哈你看，我一個當時還不到20歲的年輕小孩子去見我的朋友，因為這個原因，他的父親高興的時候可以加一個菜，可以加一個茅台。所以這是中國老百姓長時間不了解的，它給你屏蔽得非常嚴密。”
布郎教授認為，儘管人們都說習近平是民粹主義者，習近平本人也總是喜歡說他是為人民服務的，但是中國共產黨的官員和普通中國人在地位上完全不一樣。中共官員和普通百姓完全屬於兩個世界的人。
布朗教授說：“在中國你是當官，你有很特別的工作情況，而且很特別，你用特別的語言對吧，那個官話，官員的話。你住的地方和別的人住的地方都不一樣，你和別的人都不一樣，因為每個人都知道，你就是共產黨的官員對吧，你那個地位和別的人不一樣，完全不一樣。在中國，如果你是老百姓，你就是老百姓；如果你是共產黨官員，那你就在不同的領域，你就在別的世界對吧。好像這是那種兩國的問題啊。”
中共對於監督官員的相關規定，儘管涉及到9000萬人的永久執政黨，甚至也涉及到非黨官員，但有些規定和文件常常以黨內文件的形式下發，有時甚至只下發到某一級別的官員，例如“縣團級”等等。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一直有人要求領導幹部公開財產。
1994年召開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時，曾經將《財產申報法》正式列入立法規劃，但是根本無法進入立法程序。1995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聯合發布了《關於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收入申報的規定》，但是中國百姓根本無法了解他們申報的情況。這種操作方法既無透明度，也不符合現代治理的法制原則。徐文立認為，這種國家事務黨務化的原因主要是為了便於中共統治。
徐文立說：“黨內做一些什麼規定，他們幾個人一說就算了。要成為一個現代社會的行政管理的法規的話，你至少還要走一些必要的程序。像習近平和毛澤東這樣的法盲或者是黨的權力高於一切的這樣的人來說，嫌麻煩。
徐文立說，中共不僅要自己說了算，而且還經常朝令夕改，於是黨務化處理國事就成了共產黨領導人的最佳途徑。
徐文立說：“就是所謂黨說了算，其實就是毛澤東說了算，就是習近平說了算。形容中國共產黨行事方式有一個很生動的比喻，叫黑箱操作。這就是典型的黑箱操作。”
布朗教授認為，中共樂於秘密活動，因為這似乎成為他們權力的來源。
布朗教授說：“共產黨有一個特點，從一開始，100年以後，就是不透明的，就是非常非常不喜歡把共產黨自己的事情在外面講，對吧，他們不喜歡。他們是非常非常秘密的，他們喜歡秘密的，他覺得這個秘密就是權力的根源，對吧，就是讓你更有權力。如果你把什麼事情說出來，那就是說別人都可以批判你，就可以把你的權力拿走。所以他們喜歡這個比較保密的製度。”
可以不談主義不可沒有腐敗
布朗教授2000年到2003年期間在中國當外交官，經常見到中國的官員和企業家。他認為，中國一直沒有建立起像新加坡那樣的對官員實行高薪養廉的政策。在這種情況下，握有權力的官員很難拒絕腐敗。布郎教授發現，中國的官員越來越像企業家；而企業家越來越像官員。
布朗教授說：“我就發現他們越來越沒有什麼不同，就是越來越像對吧。你看，一個中國的政治家，好像他一張開嘴他就開始談錢；那麼你跟企業家說，比如說，你覺得政治對你有什麼重要性，他們都說，哎呀我們都是合作對吧，我們和政府合作。我就覺得那時候中國的官員就是企業家，但是他們更厲害，因為他們可以用政治權力讓他們富起來，對吧，就變得更富。”
與此同時，布朗教授發現，中共官員對於過去那種馬列主義並沒有多少興趣。他給記者講了一個他2008年親身經歷過的一件事。
布朗教授：“我到那個黑龍江社會科學院講話。我講完了以後，我跟一個官員去一個地方喝點酒。這個官員剛剛拿起啤酒杯，幾乎開始喝，還沒喝，我就突然問他：你真地相信馬克思主義嗎？那個人幾乎目瞪口呆。他想了半天，最後說，'怎麼說呢'，你看這個馬克思主義就是那麼一回事；我說'是怎麼一回事？'他說'這個難說。我們就覺得按照中國特色，有中國特色就有馬克思主義。'”
杜絕不了的製度性腐敗
據不完全統計，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中共中央已經就監督領導幹部的問題下發了二十多份相關規定。但是現實中，貪官污吏越打越多，貪腐數額越大越大。
布朗教授說：“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80年代以後有一個很大的問題，中國經濟發展地那麼快，所以很明顯中國人民他們越來越富，但是中國共產黨的官員沒有富起來，好像是。就是覺得，哎呀，可能他有權力，他有政治權力，但是他沒有經濟權力。所以從90年代我就發現，那時候腐敗的問題就越來越嚴重。”
徐文立認為，中共的腐敗是製度性腐敗，制度不變，腐敗無法杜絕。
徐文立說：“中國共產黨，從它建黨以來，它就是一個獨裁的黨，排斥一切政治力量的黨，特別是他建立政權之後更是這樣做。這樣做就把自己置於沒有輿論監督，沒有真正的民眾監督，沒有反對派和反對黨的監督，這樣的三無監督的一個政黨，你說他能不腐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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