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公共衛生專家說，儘管中國的環保和抗污染努力取得了顯著進步；但是在顯示其政治體系韌性的同時，也凸顯了其根本性的缺陷；此外，非政府組織的參與空間受到擠壓。
過去的幾十年間，中國經濟實現了快速增長，使得中國一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是，伴隨著經濟高速增長而發生的環境惡化，不僅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引發了更廣泛的疾病和其它健康後果；而且同時給中國的社會和經濟，甚至對黨和政府的執政帶來挑戰。
美國外交智庫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全球衛生高級研究員黃嚴忠在其新書《有毒政治：中國環境健康危機及其對中國的挑戰》（Toxic Politics: China's Environmental Health Crisis and Its Challenge to the Chinese State ）中指出，中國因為環境污染帶來的健康危機正在日益加深，並且對中國正在贏得抗擊污染戰爭勝利的普遍觀點提出了質疑。
中國抗污染戰爭成就與風險並存
黃嚴忠認為，中國政府抗擊環境污染戰爭的努力，凸顯了其“顯著的韌性”（remarkably resilient）和“根本性缺陷”（fundamentally flawed）並存的政治制度。中國政府過去若干年來治理污染的努力，雖然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政策的執行措施並沒有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污染或者改善了公共衛生。
黃嚴忠表示，如果要問北京是否贏得了抗擊環境污染戰爭的勝利，應該說是既有好消息，也有壞消息。好消息是：中國有了國家層面的堅定承諾，已經成為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最大投資國；煤炭在總能量結構中所佔份額已經持續下降。
在全國范圍內，PM2.5濃度平均下降了50%，從2013年的每立方米72微克，下降到2019年的每立方米36微克。此外，自2012年以來，污染天數的百分比呈現總體下降趨勢。
對中國抗擊污染戰爭的警示
黃嚴忠同時指出，儘管北京過去若干年來環境保護的努力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但是對中國環保狀況的調查和研究發現，中國抗污染戰爭仍然存在許多應該引起警示的問題。
黃嚴忠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星期一（1月11日）的一場研討會上說：“這裡需要引起警覺的是，如果我們來看全國范圍的進展的話，2019年的情況是非常不平衡的一年；在一般以上的城市中，PM2.5濃度水平實際上有所上升。2019年北京、廣州的空氣質量有所改善，但西安、瀋陽、重慶、天津和哈爾濱的空氣質量實際上越來越差。”
黃嚴忠補充說，2019年，在261個未能達到政府規定的空氣污染控制目標的城市中，PM 2.5濃度水平與上一年相比下降了2.4%。這清楚地表明，PM 2.5濃度下降的速度已經放緩。
“事實上，北京2017年PM2.5濃度下降了16微克每立方米；在2018年則變成了下降10微克；而到了2019年，PM2.5濃度只下降了5微克，”他說。
因此，即使根據中國政府公佈的數據來看，中國污染治理工作存在明顯的逐漸放鬆和反复的問題。
政府政策流於運動，非政府組織參與受擠壓
有觀察人士說，北京的環保和抗污染政策之所以既有“顯著的韌性”，也有“根本性缺陷”，這顯示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上任後政府權力更加集中化，已經成為中國政策的雙刃劍。
權力的集中化促成了各級政府機構之間的協調，因此中國得以在控制污染和保護環境方面有所成就。
而另一方面，權力的集中化固然使得各級官員們更願意投身於國家領導人發動的運動；因為他們將習近平視為領頭羊，為自己減少了政治風險。觀察人士質疑，這樣的政治機制是否遏制甚至打壓了非政府組織和公民的參與。
公共衛生政策專家黃嚴忠表示，儘管中國抗擊污染的戰爭是以一種自上而下的方式展開的；在過去的若干年間也還是有包括國際非政府組織、本土非政府組織在內的公共參與。在中國的確有許多環保人士，積極參與環保運動和倡導環保意識。
這些環保人士認為，對PM 2.5 進行監測是在為了自己國家的利益做事，是這些環保人士的努力，迫使政府採用了PM2.5的監測系統。
黃嚴忠認為，是中國的公民參與和美國駐中國大使館一道，發揮了建設性的作用，促使中國的污染數據走向民主化，並在環保政策的實施中扮演了積極的角色。
然而，這些非政府環保組織的規模在中國非常小，而且近年來的活動空間受到擠壓。中國最大的非政府環保組織、知名環保人士馬軍創辦的“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被認為是中國最大的環保組織。
“當年我在北京進行調查和採訪時，馬軍的環保組織可能只有十幾個人。而現在政府對民間社會的打壓和控制，他們要想擴大影響作用可能還需要更多的努力，”黃嚴忠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