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以來，中國的外交陷入不斷的麻煩之中，愈來愈多的西方政界人士呼籲攜手共同應對來自中國的挑戰，有的已經組建了聯盟。包括中國國內的知名學者在內的觀察人士指出，中國，特別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台以來，咄咄逼人的外交喚醒了西方國家。而疫情期間，中共的“戰狼”外交更是進一步暴露了其本性。
愈來愈多的西方政界人士看清了中共本質
北約（NATO）秘書長延斯•斯托爾滕貝格（Jens Stoltenberg）星期一（6月8日）警告來自中國的威脅，敦促志同道合的國家與北約攜手對抗“霸凌和脅迫”。
他說： “中國的崛起正在從根本上改變全球均勢，加劇爭奪經濟和技術霸權的競賽，大幅加大對開放社會和個人自由的威脅，加劇圍繞我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競爭。”
斯托爾滕貝格還表示，為應對中國崛起所產生的安全後果，北約需要團結一心。北約國家在未來十年所面臨的挑戰，任何國家都無法獨自解決。
在斯托爾滕貝格發出上述呼籲之前，6月5日，來自英國、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德國、挪威、瑞典八個創始國以及歐洲議會的議員組建“跨國議會對華政策聯盟”。聯盟成立的當天，位於歐洲東北部波羅的海國家立陶宛跨黨派議會代表也即刻宣布加入聯盟。星期一， （6月8日）捷克議員宣布加入。
在聯盟成立的消息發出後，中國媒體立即給聯盟扣上了“新八國聯軍”的帽子，意圖喚起中國人對上個世紀初“八國聯軍”侵華的歷史的記憶。另外，中國媒體還試圖弱化聯盟的影響力，稱聯盟的成員是其國內政治的“失敗者”或是政界的邊緣人物。
但是，參加聯盟的最初18名成員其實不少是各自國家的重量級現任議員。比如，聯盟成員，美國聯邦參議員馬可·盧比奧（Marco Rubio）和羅伯特.梅內德斯（Robert Menendez）是美國國會國家安全問題上很有影響力的逮捕人物，是長期關注中國人權問題的知名“鷹派”人物。在推動《維吾爾人權法案》、《西藏人權法案》和《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的立法方面，兩人都是積極的推動力量。
另外，盧比奧還是美國國會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共同主席。這個成立於2000年的委員會在美國政界很有影響力，委員會由國會兩黨議員以及高級政府官員組成，其職責是監督和報告中國的人權與法治狀況，每年並向國會和總統就中國在這些領域的發展提交年度報告。
星期一， 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首席共和黨議員麥克爾·麥考爾（Rep. Michael McCaul, R-TX）也發出了相同的訊息。他在給英國駐聯合國大使凱倫·皮爾斯（Karen Pierce）的信中說，英國和美國必須共同捍衛民主，以對抗中共。
來自澳大利亞自由黨議員安德魯·哈斯蒂（Andrew Hastie）是澳大利亞聯邦議會情報與安全委員會主席。哈斯蒂曾將中國共產黨比作“納粹”，呼籲澳洲政府看清其威脅，中國方面大為惱火，指責為“冷戰思維”。
德國議員邁克爾·布蘭德來自德國總理默克爾所領導的執政黨基督教民主聯盟。他是該組織的人權發言人。布蘭德曾多次在德國公開反對政府對中國“磕頭”。另外，德國中間右翼聯盟綠黨前黨魁，現歐洲議會議員布提科費爾也是聯盟的成員。
有分析人士指出，其實這些人是“是整個西方社會內部保守派、鷹派的代表”。
跨國議會對華政策聯盟宣告成立的視頻中，議員們表示，“中共統治下的中國，為全球帶來挑戰，一個將會定義整個世紀的挑戰，這挑戰將會影響我們所有的人以及跨代政權政府，不同黨派無一倖免。”
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首席共和黨議員麥考爾認為這次疫情幫助西方了解到中共的本質。他說：“今天，自冷戰結束以來，中共對自由世界秩序構成了最大威脅。 COVID-19大流行無可辯駁地暴露了中共的真實本質，並告訴我們為甚麼開放民主的社會必須再次建立一個旨在保護和促進全世界民主價值觀，宗教自由和人權的聯盟。”
約瑟夫·博斯科（Joseph Bosco）是前美國國防部中國事務主任，他告訴美國之音：“西方現在是被真正的中國威脅喚醒了。習近平在盡他最大的努力在喚醒我們，我們應該繼續觀察他。”
他說，其實西方早就應該對中國採取措施了， 如果西方真正領悟了中共前領導人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政策的話。
他說：“這意味著甚麼？這意味著'不要讓世界其他地方知道我們真正的能力和我們的意圖。你仔細想，這是一個非常令人恐懼的消息，但是，大家卻接受了幾十年。隱藏（實力），等待（時機），這看似是非常普通的政策，但卻是非常險惡。現在習近平說：'我們不再需要隱藏它了。我們不必再花時間了。我們可以挑戰了，我們可以更加積極向世界挑戰。西方在衰落。美國再也無法與我們競爭。”
疫情帶出了中國最糟糕的外交
美國智庫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中國問題專家葛萊儀（Bonnie Glaser）5月底在華盛頓的舉行的一個有關疫情後中美關係的線上研討會中說，新冠疫情帶來了最糟糕的中國外交。
她說： “在我看來，這次的大流行病帶來了中國外交政策中最糟糕的一面。我希望中國人可以看到，他們現在與世界其他地方打交道的方式會讓他們在國際上最終付出很高的代價，雖然這麼做也許有助於他們團結中國民眾支持中國共產黨，也許對他們在國內有利。”
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期間，中國政府不是反思自己在疫情初期的隱瞞和淡化給全球帶來的可怕後果，反而對批評者進行謾罵，同時還試圖改寫新冠疫情爆發的歷史。例如，試圖轉嫁病毒源頭，指責其他國家處理疫情不力，並試圖阻止國際社會對病毒來源進行獨立調查等。
其中最引人注目當屬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的一則推文。他3月13日在推特上稱，“可能是美軍將病毒帶到武漢。”這一表述至今仍引起廣泛爭論。
4月，中國駐法大使館網站斥責法國某養老院在疫情中存在擅離職守，“導致老人餓死、病死”。
4月底，中國駐澳大利亞大使威脅說，如果澳大利亞政府繼續推動調查病毒源頭，中國民眾可能抵制澳大利亞的產品或者旅遊。
中國駐巴西大使則針對巴西總統兒子指責中共“專制政權”的說法，在推特上稱他訪美後“傳染了精神病毒，它毒害了兩國人民的友誼”。
在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呼籲就疫情在中國的發生、發展並傳遍世界各國的問題進行獨立調查後，中共新華社將蓬佩奧和白宮國家貿易和製造業政策辦公室主任納瓦羅稱作“哼哈二將”。
在澳大利亞呼籲對疫情進行獨立調查後，中國利用自己的經濟優勢來壓制澳大利亞。中國教育部星期二（6月9日）向在澳大利亞讀書的中國學生發出預警，稱全球新冠病毒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國際旅行和校園開放存在風險。 5月，中國對從澳大利亞進口的大麥徵收高額關稅。
除了試圖改寫疫情歷史外， 中國還在大力宣揚“中國體制的優越性”，並打造“全球公共健康緊急狀態引領者的新形象”。這幾乎成了疫情期間中國的外交優先。
中國甚至試圖將自己的“紅色之手”伸進美國的地方議會，改變他國對疫情的敘事。四月中旬，美國威斯康辛州參院議長羅傑·羅斯（Roger Roth）披露，今年二月和三月，中國駐芝加哥總領事館總領事向他發出私信，要求他在州議會提出決議案，讚揚中共抗疫和中共“為全球贏得寶貴抗疫時間”等。
中共這樣的做法讓中國的有識之士擔憂
中國政府政策顧問、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時殷弘5月8日在人大國際關係學院主辦以“新冠疫情背景下的世界秩序與中國外交”為主題的研討會上說：“目前的突出問題是不夠尊重世界，在大流疫下驟然加劇了的複雜性，推進得未免太急、太快和聲調太高，從而效果與期望之間的差距頗大。” 他建議中國政府“盡快和盡廣泛地改變”這樣的狀況。
不過，中國政府看上去也沒打算改變做法。 6月8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為中國早前發表的為中國政府在新冠疫情中的表現辯護的白皮書進行辯護。她說：“抗疫敘事不能被謊言誤導玷污，而應留下正確的人類集體記憶”。
利用別國疫情推進自己的“核心利益”
除此之外，剛剛從疫情中“翻身”的習近平還在華盛頓和其他國家忙於應對各自國家疫情，自顧不暇之際，大膽推進中國一直以來面臨國際阻力的問題。在中國視為所謂“核心利益”的香港、台灣、南中國海等問題上，中國最近都邁出了更大的步伐。當然，也遭遇了來自美國和西方的更大的抵制。
5月底，中國政府宣布將在香港實施新的國家安全法，這使得一度因疫情平息的香港問題再次成為世界的焦點。隨後，美國總統特朗普威脅要對“直接或間接參與香港自治”的中國和香港官員實施制裁。美國國務院宣布香港不再擁有高度自治權。
事實上，除了疫情之外，香港問題也是西方國家對中國採取聯合行動的導火索之一。在香港《國安法》決議之後，英、美、澳、加四國外長簽發聯合聲明，譴責北京強行實施《國安法》。
在台灣問題上，4月10日，中國航空母艦遼寧號編隊自東海出發，穿越太平洋第一島鏈，專家分析，這是中國主要是針對台灣，就蔡英文政府拓展外交空間釋出警告。 6月4日，美國軍艦再次通過台灣海峽。
在南中國海，中國4月18日宣布，在有爭議的地區設立兩個新的行政區。隨後，中國又宣佈為南中國海的島礁及海底地物的命名（這是中國自1983年以來首次採取此類行動）。在此之前，中國還在帕拉塞爾群島（中國稱西沙群島）附近撞沉了一艘越南漁船，後來，中國海軍艦船與海警船包圍了馬來西亞的一艘鑽井船。
中國面臨“六四”以來最嚴峻的外交困局
6月7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並舉行新聞發布會。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強調，中國同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關係因新冠疫情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和改善。他說：“我們的朋友更‘鐵’了，我們的朋友圈更大了，這是事實。”
然而，真相是，新冠疫情讓中國遭遇“八九六四”天安門大屠殺以來最嚴峻的外交環境，這也是中國政府4月份的一份內部報告所承認的。
因為新冠疫情，包括美國、澳大利亞、歐盟在內的國家和地區呼籲對新冠病毒的源頭進行獨立調查，要求中國對新冠病毒的早期處理負責。 5月19日，世衛組織194個成員國在日內瓦舉行的年度大會上一致同意，就該組織對新冠疫情的應對措施進行獨立調查。
另外，一些國家的民眾和地方政府已經就中國在疫情早期的隱瞞對中國提出控訴，向中國追責並要求補償。
同時中國與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西方民主國家的關係愈發緊張。
從美國方面來說，從貿易站到技術爭端到美中在新冠病毒爆發後的相互指責到中國指責美國支持在香港的抗議活動，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之間的聯繫處於數十年來的最低點。對華強硬已經是美國民主和共和兩黨的共識。在民間，美國民眾對中國持負面看法的人也愈來愈多。
事實上，因為新冠疫情的影響，2018年中美貿易戰以來出現的有選擇的經濟脫鉤有進一步加劇的跡象。不少學者指出，疫情後，中美兩國間將更加漸行漸遠，彼此的競爭也會愈來愈激烈。
由於擔心中國的經濟影響力以及香港國家安全法，曾經與中國邁入“黃金時代”的英國最近也在重新考慮與中國的關係。英國政府近日表示，將制定新的法律，以打擊外國公司進行的“可能威脅國家安全”的收購行為。因為近期英國在香港國安立法問題上頻頻發聲，威脅採取措施，不少輿論認為此舉是在針對中國。
另外，約翰遜政府做出了香港回歸中國23年來最強烈的回應--若中國不中止“港版國安法”，在香港的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持有者將得到成為英國公民的機會。
就像上文所說的，中國與澳大利亞的緊張關係也在升級。因為澳大利亞呼籲對疫情進行獨立調查，中國已經幾次利用經濟力量在懲罰澳大利亞。
中國與加拿大的關係也在2018年開始惡化。 2018年底華為高管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後來，中國報復性地拘留了兩名加拿大人，並阻止了部分油菜籽的進口。上個月，加拿大法院裁決，孟晚舟被引渡到美國的程序將繼續。
中國與歐盟的關係也因疫情和香港國安法受到影響。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約瑟夫·博雷爾（Josep Borrell）5月底表示，歐盟必須採取“更強硬”的戰略來應對日益自信的中國。在此之前，歐盟國家領導人，包括法國和德國領導人都對中國疫情初期的隱瞞表達了不滿。目前，因為疫情的影響，雙方准備將原定九月在德國舉行的歐洲峰會延期。
中國與自己的近鄰印度的關係也出現了問題。自五月初開始，中印發生2017年以來的最嚴重的軍事對峙，起因是中國軍隊越過了兩國的實際控制線數公里。雖然有最新的報導說，兩國目前已經承諾通過外交和軍事渠道解決領土爭端，但是，在印度民間，特別是社交媒體上，印度人掀起了一場抵制中國商品和軟件的運動。
日本雖然沒有與美英一起譴責北京強推港版《國安法》，但是日本政府4月宣布斥資幫助自己的企業撤離中國。
疫情也對一向比較友好的中非關係產生負面影響。廣州的許多行政和執法部門和民眾一度曾對在那裡居住的非洲人及非裔外國公民施行恐外排外舉動，引發非洲民間的強烈反彈。數個非洲國家要求中國大使針對歧視事件作出解釋。
中國政府顧問、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時殷弘在5月8日的演講中承認，中國正面臨的挑戰空前嚴峻。
他說：“總而言之，所有這些，加上（這特別重要）中國在恢復經濟方面直面的內外巨大困難，意味著中國總的形勢遠未變得比新冠肺炎流疫爆發以前有利。對中國的幾乎空前嚴峻的挑戰就在前面。”
在被問及中國是否是北約如今的“新敵人”時，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堅稱北京方面並非敵人。但他指出，去年12月，北約各成員國領導人在該同盟歷史上首次同意應對中國崛起帶來的安全影響，包括中國研發能打到北約盟國的導彈。
曾任特朗普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的麥克馬斯特（HR McMaster）星期二（6月9日）在一個有關疫情後美中關係的研討會上說，雖然與中國“分手”並非大家所願，但是，中國在疫情期間的所作所為顯示，與中國繼續保持接觸“實在不容易”。
他還說，未來習近平可能會更加的咄咄逼人。他說：“我認為這是非常危險的一段時間。我想，習近平認為自己是贏家。他後面會更加的咄咄逼人。中國可能首先從疫情中恢復。中國擁有高超音速導彈，擁有軍事能力，而且，他還覺得美國在衰退和分裂。”
他說，這樣的領導層，會讓與中國的合作更加困難，與中國的經濟聯繫更難維繫。
麥克馬斯特也建議，美國應該聯手歐盟、日本以及其他“自由和開放的”國家來一起來應對中國，明確告訴中國，“我們不會再被動接受這樣的行為，我們已經決心競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