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大利亞與中國政府首腦及外長相繼於去年底舉行會談後，兩國商貿部長於2月6日舉行睽違3年以來的首度對話，雙方先前一度顯著惡化的關係，也因此獲得進一步的改善。
觀察人士表示，在澳中這場部長級的虛擬會議後，中國可望擴大解除對澳大利亞包含龍蝦、葡萄酒等產品的貿易限制，更可能促成澳大利亞總理自去年上任以來的首次訪中行程，因為北京希望藉由拉攏堪培拉，突破目前遭受全球以美國為主的外交圍堵，但近期美中的“氣球事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未來的澳中關係。
週一(2月6日)，中國商務部長王文濤與澳大利亞貿易部長唐·法雷爾(Don Farrell)舉行視訊會議，成為兩國商務部與貿易部長自2019年以來的首度對話。
法雷爾表示，這場約90分鐘的虛擬會談“包含了一系列貿易和投資問題，包含恢復澳大利亞出口商暢通無阻的貿易的必要性，以便中國消費者能持續從高品質的澳大利亞產品中受益。”
澳大利亞貿易部並在會後發佈聲明，表示兩國部長同意加強包括官員之間的各級對話，以作為及時和全面恢復貿易的途徑。法雷爾則說，這場視訊會談是“穩定澳大利亞與中國關係的又一重要步驟”，並確認氣候變遷是兩國更密切合作的領域之一。
此外，法雷爾還表示，他已同意接受王文濤的邀請，“在不久的將來前往北京，繼續我們富有成效的對話”。
儘管各界關注的澳大利亞價值約200億澳元(約140億美元)的產品禁令，未在會談中獲得北京承諾立即全面解除，不過觀察人士認為，中國早在會前就開始逐步撤銷對澳出口商品的關稅與限制，主要原因為近年對澳大利亞的貿易打壓，已對中國目前的經濟情況造成不利影響。
對澳制裁凸顯北京“戰略失誤”？
日本國際教養大學中國研究助理教授陳宥樺告訴美國之音：“其實在幾個月前，中國已經開放讓中國進口商可以慢慢輸入澳洲的產品，然後中國因為它缺少澳洲煤礦的關係，之前有出現限電的現象，所以其實我覺得，就某種程度來說，中國其實看到這種貿易禁令之後，背後經濟的成本還是中國的民眾自己去承擔。北京領導人已經體認到這一層的‘戰略失誤’，會希望可以慢慢開放對澳洲的(產品)禁令，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中澳商貿部長的會談，可能只是個過程，並不是主要的原因，讓中國對澳洲的商品開始解禁。”
在澳中商貿會談前，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於今年1月初與一些電力及鋼鐵公司開會，討論恢復澳大利亞煤炭進口。據澳大利亞人報稍早消息，7.2萬噸的澳大利亞的焦媒將於2月8日運抵中國廣東省湛江港。
在澳大利亞前莫裡森(Scott Morrison)政府2020年因支持世界衛生組織(WHO)對新冠疫情源頭進行獨立調查，及數次批評中國政府在新疆和香港侵犯人權的行為後，澳中關係急轉直下。中國於同年對澳洲進行貿易反擊，包含對其葡萄酒、大麥、龍蝦等產品加徵關稅。另外，雖然中國從未正式宣佈禁止進口澳大利亞煤炭，但隔年對澳煤炭進口量大幅下降了85%。由於中國是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夥伴，這些貿易制裁措施導致澳大利亞受到一定程度的衝擊。
澳中關係回暖 專家：澳龍蝦、葡萄酒、大麥對華出口量料升
然而，中國華東師範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主任陳弘認為，中國並未針對澳大利亞產品發起制裁或是禁令，並指稱澳前總理莫裡森(Scott Morrison)將兩國貿易問題上升至政治層面，才讓雙邊先前關係陷入齟齬。不過，陳弘也說，此次中澳商貿會晤有利兩國未來交流，雖然兩位部長並未具體討論商貿細節，但無疑對雙邊關係帶來正面影響。
陳弘告訴美國之音：“我們從過去幾年裡面看的話，中澳貿易不僅沒有下降，實際上，反而是有所上升，(所以外界稱中國)針對性地對澳大利亞採取了貿易上的禁令，這不存在的。當時的澳大利亞莫裡森政府，把一些trade issues(貿易糾紛)上升到政治的層面，認為中國是有政治目的，實際上中國沒有。所以我一直認為，兩國之間如果有經貿問題，必須通過經貿途徑去解決。
“這次兩國商務和貿易部長之間進行這樣的對話，就是開啟這樣一個協商，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步驟，相互之間溝通管道更加暢通，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商務部長)王文濤和Farrell(法雷爾，澳大利亞貿易部長)的會談，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積極意義。 ”
陳弘還說，由於目前中澳兩國正力拼疫後復甦，這將提振中國對於澳大利亞部分產品的進口量，他說：“無論是龍蝦、葡萄酒、大麥，雙方都會就這樣一些(商貿)問題進行討論、協商，尤其是兩國現在正在走出疫情，在這種情況下，各方面市場上的需求增加，所以中國對於優質的澳大利亞產品的需求肯定會有所上升。”
除了商貿部長會談外，澳中官方近期的一連串互動，似乎已顯示兩國關係有所改善。去年11月，澳大利亞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G20峰會期間於印尼巴釐島舉行會談，成為兩國領導人6年以來首度正式會面。此外，澳洲外交部長黃英賢(Penny Wong)於12月訪問中國，除了與中國外長王毅會晤，還出席中澳建交50週年紀念活動。
澳總理有望今年訪華 學者：北京欲打破外交圍堵
中國與澳大利亞的部長級會晤不僅可望趨緩兩國的經貿緊張態勢，香港南華早報本月初更引述消息人士的說法報導，這場會談還將為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今年稍晚的北京行“鋪平道路”。
對此，華東師範大學的陳弘分析道，有鑒於兩國高階官員自去年起展現更頻繁的溝通交流，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上台後，也試圖以務實的方法恢復與北京的關係，阿爾巴尼斯確實可望於今年展開訪問中國行程。
陳弘說：“我們也看到12月份中澳建交50週年的時候，澳大利亞外交部長黃英賢當時是專門選擇這一天來到中國，它本身的一個意義也非常深厚。1972年中澳建交當時也是，就是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總理上任，馬上就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然後在第2年，1973年，惠特拉姆作為工黨的總理訪問北京，所以這一次的話，我感到歷史上似乎也有某些相似性。如果阿爾巴尼斯能夠訪華的話，那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主席，和阿爾巴尼斯進行會見，這應該也是可以被預期的情況，也是展現了雙方從上而下，推進兩國關係的一種良好的意願。”
日本國際教養大學的陳宥樺也認為，阿爾巴尼斯的確很有可能在2023年前往北京，不過他強調，這是由於目前中國正遭全球外交圍堵，其需要澳大利亞的程度，大於澳大利亞需要中國，因此可以說北京比堪培拉更希望能促成澳洲首腦的訪中行，盼對其他國家與中國發展起到良好的示範作用。
陳宥樺說：“目前QUAD(四方安全對話機制)領導人，(包含)美國、日本、印度，都還沒有在習(近平)的第三任之後拜訪中國，如果澳洲的領導人Albanese(阿爾巴尼斯)可以先去拜訪中國，那對中國來說，這是個外交大突破，是變成一個很好的宣傳，甚至可以鼓勵其他國家繼續效仿澳洲。這就是為什麼(去年)12月的時候，(中國外長)王毅強調，‘中澳關係曾長期走在中國與(同)發達國家關係前列’，雙方‘不存在歷史恩怨，也沒有根本利害衝突’的原因。”
“氣球事件”恐衝擊澳中關係？
不過，陳宥樺也提醒，澳大利亞的盟友並不一定會對澳現任總理未來可能的訪中之旅買單，他說：“另外一個可能會影響這個Albanese(阿爾巴尼斯)，能不能訪中的變因是在於同盟國的立場，特別是美國跟日本，可能不希望澳洲走在這麼前端。”
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大學法學院學術主任理查德·赫爾(Richard Herr)也表達與陳宥樺類似的想法，認為美中關係，特別是近期的“氣球事件”，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澳中關係。
赫爾透過電子郵件對美國之音表示：“我認為‘氣球事件’，和布林肯(Antony Blinken，美國國務卿)訪問(中國)活動的取消或推遲，對澳大利亞期待與中國更平穩地過渡到不那麼緊張的關係，產生了直接影響。由於外界正觀望氣球故事會帶來多大的衝擊，這已經改變或至少(對澳中關係)按下暫停鍵。”
在美國稍早對外公佈，近日在其內陸領空發現一顆中國巨型氣球後，美國國防部證實，美國戰機在總統拜登的命令下擊落了這顆氣球。這起“氣球事件”也導致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推遲訪問北京的計劃。
儘管澳大利亞與美國有同盟關係，但澳中商貿部長並未因“氣球事件”取消視像會談。不過，澳大利亞外長黃英賢也說，她支持美國擊落中國間諜氣球，並說澳大利亞始終會確保保護自身主權。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詹寧斯(Peter Jennings)，稍早則對澳大利亞公共廣播媒體特殊廣播服務公司(SBS)中文網表示，“氣球事件”提醒大家要注意中國的野心，他說：“現在中國不像過去數年那樣對澳洲無禮。但在背後，中國想要主導印太地區的長遠軍事野心是沒有改變， 而且也不會改變。所以，澳洲絕對有理由擔心。如果美國關注中國的野心，那麼，澳洲亦肯定需要關注。”
然而，澳大利亞智庫洛伊研究所(The Lowy Institute)研究員徐元敬(Jennifer Hsu) 表示，儘管華府和北京近期關係受“氣球事件”衝擊，但堪培拉有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會全然依美國立場與中國發展關係，因此她認為這起事件對澳中未來關係影響不大。
徐元敬告訴美國之音：“‘氣球事件’最大的影響是中國跟美國的關係，澳洲的principles(原則)、澳洲的values(價值觀)是跟美國雖然有相關，但是澳洲政府是要決定對澳洲的population(民眾)最大的幫助是什麼，不是對美國最大的幫助，或是(對)美國的population(民眾)最大的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