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救火隊長”的王岐山出任中紀委書記後的動作同樣引人注目。剛剛走馬上任，王岐山便召開監察部機關全體黨員幹部大會，發表反腐講話。
王岐山日前還在北京召開座談會，聽取8位專家有關開展反腐廉政的建議，請各位“放開講，不要有禁區，也不要有顧慮”。
*高調反腐 順應民意*
中國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已經躋身經濟大國行列。與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中國官場的貪腐愈來愈烈。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說，官員貪腐的速度遠遠超過經濟增長速度，從近年來揭出的貪官級別越來越高，貪腐金額越來越大就可窺見一斑。
胡星斗說，民眾最痛恨的就是官員貪腐，中共新領導班子高調反腐，是順應民意，贏得民心的舉措，也是治國安邦的關鍵：“如果任由腐敗蔓延，人心黨心盡失去，合法性流失，國家最終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政府陷入社會動蕩。所以他們高舉反腐的大旗，必然會贏得絕大多數人的支持。”
*網民指到哪裡，紀委打到哪裡*
十八大結束至今不到1個月，中國已經有10多名地方官員被舉報、免職和調查，其中有被雙開的廣東省財政廳原副廳長危金峰，被網民爆料擁有80處房產的深圳村幹部、“房叔”周偉思，黑龍江雙城電視台前女主播舉報性侵的人大代表孫德江，還有重慶市北碚區委書記雷政富。雷政富從不雅視頻被曝光到落馬僅僅63小時，一個正廳級官員被微博“秒殺”。
中國近來的多數貪腐案件都是經網民舉報而曝光，這一現象受到關注。台灣中央社稱之為，“中國網友指到哪裡，紀委就打到哪裡”；只要大陸網友微博上一發帖爆料，中共各地紀委力行“露頭就打”，立即介入調查。
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網日前發表的題為《反腐不能光靠情婦，期待更完善制度設計》的文章說，中國網友調侃，反腐“家中失竊、日記丟失、二奶翻臉”已經成為三大反腐利器；情婦反腐與網絡反腐相結合，更是威力倍增；同時文章強調，應當期待更加完善的制度設計， “避免官員誤入歧途”。
*通訊基本靠嚷 反腐基本靠網？*
長期研究中國腐敗問題的紐約城市大學教授夏明認為，中國政府要想真正反腐，就不能走“反腐基本靠網”的路數。
他說：“首先網民不可能掌握很多具體的東西，另外網民看到的腐敗都是比較低層次的，所以他們打的反腐的東西是跟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接觸到的腐敗成員相關，而這些腐敗成員都是小腐，而不是大腐。”
夏明教授說，中國網民無法切身了解到的大腐敗案往往存在於三個領域：一是官員買官賣官，官員升遷黑箱操作過程中官員交易製造的極大腐敗；二是工程腐敗，無論是奧運場館、高鐵建設還是各地的高速公路工程，都是建設一個工程，倒下一批幹部；三是高官家族貪腐，中國總理溫家寶家族財產案暴露出中國高官或家族利用權力，瓜分中國金融、電訊、能源、保險、房地產等重要行業，並從中坐地斂財的大問題。
因此，夏明教授認為，靠網民反腐實際上是“打蒼蠅不打老虎”，這種反腐，當局既可以打打小貪官，平息一下民憤，而且可以從中坐收漁利，順便顯示一下反腐決心。
中共的反腐部門中紀委在總結2011年反腐成績時說，中紀委頻頻出招亮劍，加大查處力度，處分了當員幹部2萬零776人。2011年經信訪舉報的案子134萬5813件，調查結案13萬6679件，行政處分14萬2893人。盡管中紀委表示，他們的成績單駁斥了“腐敗越反越多”的看法，但卻又同時承認，從2011辦案看，“腐敗氣息愈來愈凝重，人數在增加、職務升高、案值在增長、領域在擴大”。
*大膽的猴子嚇不倒*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說，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體制內反腐的路走不通，而且，他認為，反腐不能靠二奶，反腐不能靠網民，反腐也不能靠政府加大反腐力度，多抓多殺更多的腐敗官員。
他舉例說，歷代王朝為解決貪腐不知殺了多少貪官，反腐力度最大的當屬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他把腐敗官員剝皮塞草示眾，但仍無法遏制腐敗。清朝平均每四年問斬一名貪腐的二品官員，相當於現在的政治局委員，但歷史与現實都一再證明，反腐靠“殺雞給猴看”是嚇不住猴子的。
*胡星斗建立廉政機制三建議*
胡星斗就廉政機制的建立提出三點建議，首先，可以將建立官員財產公示制度作為突破口。他說，不僅世界所有發達國家都建立了官員財產公示制度，而且在金磚五國中，也只有中國還沒有制定陽光法案。他說，第二，中國還需要建立財政公開制度，將財政預算規範化、透明化，不讓官員有貪腐機會；第三，建立中國權力機構之間的相互監督與制約制度，包括信訪、監察院、法院、審計等部門的監察、司法機關必須能夠獨立於行政部門，可以獨立運作。
胡星斗表示，中國現有的體制與他提出的建立反腐獨立機制之間存在著內在的矛盾與結構性衝突。不過他說，當局還是可以做一些事情，比如將審計署隸屬於全國人大，脫離縣、市、省長等行政官員的控制。
胡星斗說，這肯定將進一步涉及人大改革的問題，如人大代表通過選民選舉產生、要對民眾責任，以及人大代表專職化等一系列改革議題。
*香港或新加坡模式均需新聞司法獨立*
紐約城市大學的夏明教授說，西方對反腐的一項研究是，官員的腐敗與否決定其動力機制。
他說：“政治家、政客的最高目標是要政權，維持權力的穩定，如果這個國家決定政客掌權去留的人越多，那麼這個政治家就越會想到滿足更多人的利益，如果決定政治家去留的人越少，政客就會越來越想著如何滿足少數人的、寡頭的利益。”
夏明解釋道，如果決定中國一位官員升遷的是廣大百姓，是經選舉產生的，而不是幾個官員的領導說了算，中國的腐敗指數可以大大降低。
夏明教授建議，如果中共現在還無法接受一個權力獨立、不受中共制約的類似香港廉政公署的機構，那麼中共不妨考慮一下新加坡模式，那就是，政府對每個官員的收入都嚴加管控，直到一個官員退休，安全著陸，再經過審計全面考核，證實工作期間無貪腐，方能得到公務員的退休待遇，否則，這位官員將失去一生積累的退休金。
夏明教授同時指出，新加坡的廉政建設絕不是僅靠政府對官員的嚴控而成功的，新加坡獨立的媒體和獨立的司法制度同樣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無論是新聞自由、司法獨立，還是官員經國民選舉產生，無疑將觸動當局的一條底線，關乎中共是否會走上所謂“邪路”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