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在非洲大陸投資一帶一路大型基礎設施項目，並且以建設安全城市為名輸出監控設備，迅速擴大了在當地的銳實力。隨著中國在非洲的利益不斷增多，外界開始認識到中國的影響力已經擴展到非洲大陸的大部分角落，在有些地方甚至為所欲為。
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近期舉辦的系列活動中，來自非洲國家的研究者審視了中國在其國家施加影響力的不同方式，並在各自的報告中對中國的侵略性存在提出擔憂。
中國在毛里求斯的安全城市陷阱
除了在非洲大陸投資基礎設施，中國還積極輸出監控設備。非洲東部島國毛里求斯層被譽為非洲民主的典範，也正成為這種技術的犧牲品。
毛里求斯大學副教授、非洲可持續民主選舉研究所主席卡薩那（Roukaya Kasenally）在一份報告中質疑在這個島國推廣智能城市的必要性，並批評毛里求斯政府與中國的交易缺乏透明性。
她寫道：“毛里求斯安全城市項目類似於非洲各地的其他項目，與監視和控制密切相關。中國的老大哥模式是否正在一個被稱為民主燈塔的島國展開？為什麼要推行這個項目？它為誰服務？它是否會使自由倒退？”
據毛里求斯當地媒體報導，在安全城市項目的部署下，近3000個智能視頻監控攝像機被安裝在近1500個不同地點，還有140台攝像機安裝在高速公路和其他主要道路沿線。
卡薩那的報告顯示，毛里求斯政府與中國貸款協議從2018年生效，為期20年，估計耗資4.55億美元。這些監控設備主要來自華為、中興和海康威視等中國科技公司。
然而，迄今為止，沒有公開披露毛里求斯電信和警察與中國貸款方的合同期限，也不清楚誰來存儲和最終控制這些公民信息數據。
卡薩那說：“這種不明確的情況很容易使數據被操縱和濫用，這對那些珍惜公民自由和政治權利的人來說是個嚴峻的前景。”
從2017年開始，毛里求斯在全球民主指數（Democracy Index）的排名不斷下降，該國政府引入了一系列被視為專制的措施，記者和反對派議員被逮捕和驅逐。卡薩那認為，這與安全城市的佈局時間相吻合。
在中國提供有吸引力的貸款、宣揚促進數字主權的背景下，中國的安全城市項目正在非洲迅速展開，撒哈拉以南非洲有12個國家啟動了安全城市計劃。
卡薩那說：“對於中國幫助非洲彌合數字鴻溝的精心策劃的言論，需要以謹慎的熱情來看待。非洲的數字基礎設施正面臨越來越大的風險。”
中國在讚比亞建築部門的腐敗
建築行業是推動贊比亞經濟發展的主要領域，該國繼續投資大規模的公共基礎設施，作為其經濟發展議程的關鍵部分。當地建築部門吸引中國公司的目光，也滋生了腐敗。
來自讚比亞的利富卡（Rueben Lifuka）是一名反腐敗倡導者和研究人員。他在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中國建築公司通過本國政府補助獲得不公平的競爭優勢，在項目實施過程中還存在普遍的貪污腐敗。
利富卡的研究顯示，中國公司壓低了當地價格，並以低於10%的利潤率運作，而建築業的平均利潤率為15%至25%；在一些特殊情況下，中國公司可能會在整體投標價格上壓低競爭對手多達50%。
然而，雖然一些中國承包商為了贏得合同，出價很低，但最終的合同金額通常由於後續變化和價格上漲而被誇大。
中國已成為非洲最大的雙邊基礎設施融資方，佔2018年的基礎設施融資總額的約四分之一。在讚比亞，提供了近85%的道路修復項目資金。在大型公路項目中，選擇中國承包商往往作為獲得中國融資的附加條件。
報告指出，除了通過雙邊安排促成的貸款融資外，來自中國公司的供應驅動型融資（CFI）也在增加。這通常意味著，贊比亞政府無力為一個公路項目預先付款，同意承包商以有競爭力的利率籌集資金，而政府則承諾按照商定的條款償還資金。
利富卡表示，中國承包商積極遊說贊比亞職能部門和專門機構的官員，提出特定項目，並承諾為項目的實施提供量身定做的貸款。但這些項目往往不是國家優先事項，而且設計過度，價格虛高。
他說：“海外投資活動主要與中國政府的政治考慮而非商業目標有關。關於在哪裡投資和支持哪個部門的關鍵決定是基於加強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以及擴大其國際貿易關係的考慮。”
來自中國的投資往往包含了未知條款和條件，為中國通過投資在讚比亞獲得地緣政治利益，並進一步擴大政治影響力提供了可能。
報告稱，中國貸款人沒有明確地披露附帶的條款和條件，使得利益相關者，如媒體、贊比亞議會和公民社會無法清楚地了解贊比亞政府做出的承諾。
贊比亞在2020年成為非洲大陸首個在新冠疫情期間拖欠主權債務的國家。該國正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談判，試圖獲得貸款援助。作為完成債務重組的一部分，贊比亞從中國獲得貸款條件必須更公開透明。
據中非研究所(CARI)去年對貸款數據的分析估計，贊比亞對中國政府和民間貸款者的債務高達66億美元，幾乎是該國前政府所披露數額的兩倍。
中國在南蘇丹石油勘探造成污染
儘管石油生產佔南蘇丹國家收入的90%以上，但來自石油公司對油田的污染使得生活在產油地區的人們處於危險之中。
南蘇丹媒體“天主教廣播網”（Catholic Radio Network）主任、前媒體發展協會主席戈奇（Mary Ajith Goch）在一份報告中表示，自從幾十年前中國的石油公司來到南蘇丹後，大量的油田被污染和破壞。
她援引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分析人士說：“他們不關心廢物管理和環境保護，他們想要更便宜的價格，而且協議不透明，所以我不知道他們在提供服務和環境友好方面簽署了什麼”。
這位分析人士還指出，中國的石油公司不願意遵守南蘇丹石油部門製定的相關法律，逃避對社區污染問題的責任，“他們不想實施這些政策，最近還拒絕了全面的環境審計，說這些是西方的想法，美國的想法。”
在2011年南蘇丹公投獨立後，中國的石油公司繼續成為該地區最主要的石油勘探和開採方。鑑於石油是南蘇丹政府最大的經濟收入來源，這給予了中國在當地的話語權。
報告指出，南蘇丹產油地區的當地居民對傾倒在他們家門口的化學品和廢料的危險性缺乏認識，這些化學品和廢料與水井和池塘中的水混合，被社區居民用於家庭用水。
據當地非政府組織“尼羅河健康與環境倡議”的不完全統計，在南蘇丹產油區上尼羅州（Upper Nile）和團結州（Unity），有超過218名兒童因石油污染而天生畸形。
戈奇還表示，為了維護中國石油公司不遵守當地環境規則的行為，中國政府還通過外交手段向南蘇丹政府施壓，在2021年支持聯合國延長對南蘇丹的禁運，一改之前投棄權票的立場。
她援引知情人稱：“中國公司將一些職能部門視為威脅，與石油部進行辯論，因為（石油公司）對政府試圖強加給（他們）的政策不滿意，他們（認為）應該受到特殊對待……這些公司想支配國家的資源，這讓人深感擔憂。”
中國在西非和中非過渡捕撈
隨著其他地方的海洋魚類資源的枯竭，幾內亞灣的豐富資源使該地區對遠洋捕撈船隊具有吸引力。然而，由於不公平補貼和非法捕魚，現在由中國船隻主導的做法正面臨越來越多的反對。
研究西非和中非的人權、治理和問責制的國家法專家艾波（Agnes Ebo'o）在報告中指出，遠洋捕撈正將許多西非和中非國家的半工業捕魚推向崩潰的邊緣，這些遠洋船隻越來越多地採用“非法、不報告和不管制”（IUU）捕魚和其他犯罪行為，如過度捕撈、腐敗政府官員、稅務欺詐和洗錢等。
除了基礎設施，遠洋捕撈是中國在非洲的參與迅速超過世界其他國家的一個領域。外界對中國的遠洋捕撈船隊規模的估計範圍很廣，從3000艘至6000艘不等。相比之下，中國最接近的競爭對手美國祇有約300艘。
艾波說：“中國貪婪地追求數量上的主導地位，而不是質量上的主導，這給中國帶來了不好的聲譽，特別是在西非和中非的幾內亞灣地區。”
中國在全球範圍內對遠洋捕撈的統治是由幾個因素推動，包括對魚產品的巨大需求、國家補貼的商業造船業，以及對遠洋捕撈船隊的燃料補貼。
艾波表示，中國政府維持對其遠洋漁船不公平的補貼，導致中國的遠洋捕魚者相對於當地的手工捕魚者擁有無可比擬的優勢，前者的船隻耗資數百萬美元，而後者整個設備只值幾百美元。
國家補貼使來自遠洋捕撈國家的漁民能夠前往更遠的地方，一次作業數週甚至數月。世界貿易組織估計，全球漁業補貼每年達140-540億美元，分析家們認為，如果沒有這些補貼，遠洋捕撈將縮減一半。
報告指出，遠洋捕撈船舶在外國水域作業時應懸掛其原籍國的國旗，但許多擁有中國船東的遠洋捕撈船舶實際上懸掛的是外國東道國的國旗。
艾波說：“所有國家的當局都曾因IUU捕魚活動扣押過中國船隻。然而，中國政府似乎對這些行為視而不見，即使它沒有明確地縱容或鼓勵這些行為。”
她還表示，由於中國是非洲主要的投資者，對該地區有很大的影響力，因此很多受中國遠洋捕撈影響困擾的國家政府不願意公開譴責中國漁船的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