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10月起施行首部文化涉台專案立法“福建省閩台關係檔案保護條例”。分析人士表示，中共將歷史記憶具體化，具體到要跟台灣的每一個個人和家族牽扯上關係，這雖然是中共企圖用“文化祖國”遂行統戰的手法，但台灣應該要去拆解“祖國”這個概念，才不會落入中共的框架，台灣反而應該強調的是，就算父祖輩來自中國，台灣還是一樣可以建立一個不同的國家。
中國“福建省閩台關係檔案保護條例”10月起施行，中國官媒人民網說，這是中國首部文化領域涉台專項地方性法規，也是“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福建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興建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的意見”出台後，首省層級涉台專案立法。
“福建省閩台關係檔案保護條例”一共有25條，第一條開宗明義就表明要“守護兩岸共同歷史記憶”、“發揮兩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種的作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此“條例”明確保護的檔案是指閩台往來過程中直接形成的，可以印證兩岸歷史淵源的各種不同形式的紀錄，包括反映傳統禮儀、民俗文化的資料，也支持閩台宗親、鄉親、姻親利用閩台關係檔案進行尋根謁祖、族譜對接等活動。此外，台灣同胞在利用閩台關係檔案時，與福建省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並鼓勵積極推動重要閩台關係檔案申報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
宣示主權
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副所長汪宏倫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表示，中共將涉台文化領域法律化有三個意義。第一個代表它對涉台關係，特別是對文化領域的重視，也相當程度地宣示血緣及文化上的“主權”。
第二，透過制度化與法令化的規範，可以產生比較系統性且持續性的影響，例如對中國的官僚體係就有一個可參照的規範，能夠發揮積極引導和鼓勵的作用。
汪宏倫說，第三個比較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中共對台統戰的喊話從過去一個比較空洞、龐大的歷史敘事的修辭，變得更為具體。例如中共過去一直強調“台灣自古屬於中國”、“是中國領土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現在透過法律，具體連結到個人跟家族層次的記憶，甚至具體化到可以跟台灣除了原住民之外的每一個漢人或其家族，牽扯上關係。
汪宏倫表示，華人文化一直有祖先崇拜的傳統與信仰，尋根或者追本溯源也是華人社會裡很常見的事情，很多台灣人的墓碑上面，都會寫明祖先是從福建或廣東的某處來，自己也曾上網去找關於祖先村落的資料。 “我覺得你說它不會有影響嗎？我覺得很難，因為每一個人對自己的祖先都會有一些好奇，或者是去尋找一些家族的關係，我覺得這個是很難避免，而且可能會因為這個東西（條例）會有所強化也不一定。”汪宏倫說。
訂有罰則
值得注意的是，閩台關係檔案保護條例不只對檔案保護工作中有突出貢獻的單位和個人給予表彰、獎勵，同時也訂出罰則，禁止以歪曲、貶損、醜化等方式利用檔案，如有違規，任何人都可以進行檢舉。此外，對於在閩台關係檔案保護工作中濫用職權、疏忽職守、徇私舞弊的人，也將予以處分或追究刑事責任。
汪宏倫說，由於條例才剛頒佈，未來誰會被獎勵，誰會被處罰，將是一個觀察重點，也可以進一步了解此法頒布後的具體影響力跟效果。
台灣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洪敬富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表示，中共將閩台關係法律化有一個很重要的政治目的，就是希望兩岸，特別是閩台能夠建構一個同文同種、同根同源的所謂的“中華民族共同體”。中共認為兩岸一但有了這個共同體的意識，就可以去打擊、削弱，甚至去瓦解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以來、文化主體性的建構與論述。
文化統戰
也就是說，中共利用“文化祖國”的概念，把台灣變成一個附屬，將台灣的文化主權附屬在中國的文化主體之下，然後在這個基礎之上去強化兩岸之間的文化認同。洪敬富說，台灣人民一但認同中國是“文化祖國”，就會讓民進黨政府或是任何台灣本土派政府無法在台生根，“在這個條例裡頭，其實是在彰顯他一個政治的文化統戰的一種目的。
洪敬富表示，但事實上，中共自建政以來，經歷過多次的運動，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已經相當程度地破壞了傳統文化，“文化祖國”受滋養的成分是在台灣。被中國破壞殆盡的傳統中華文化，其實是保留在中華民國台灣這一塊土地之上。他還說，中共是很工具性地在運用“祖國”，比如孔子學院，這些其實都是中共政治理性下的一個操作。
汪宏倫表示，中國“文化祖國”強調的不只是文化，其實它更強調“祖”的概念、血緣的概念。這就回到民族主義有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基於血緣、語言、文化所建構的“族群民族主義”，另一種是“公民民族主義”。而現代的民族主義，其實兩種成分都有。
他說，中國不斷去強調血緣的族群民族主義，因為這樣才能對所謂的台灣同胞具有號召力，“但我倒覺得台灣其實現在更該走的是第二種”。
汪宏倫指出，“祖國”是一個過時的概念，台灣其實應該要去拆解“祖國”，而不是跟著中共的框架語言去談“祖國”。他說：“台灣現在反而應該去強調說，就算我們父祖是來自對岸，我們還是可以建立一個與父祖之國不同的國家。”這就像美國的祖先都是從英格蘭來的，可是美國跟其父祖之國可以是完全不同的國家一樣，所以台灣不必去跟人家談甚麼“祖國論”。
文化影響力
在文化統戰下，中共對台灣施展的直接與間接影響力的手法十分多元。洪敬富分析，至少包含三個層次。第一個重要載體是媒體乃至於娛樂產業，中共透過滲透或合作的方式，達到潛移默化的效果，透過台灣是一個的開放社會，得以無菸硝地攻城略地、操控台灣的親中媒體，使其能製做、製播“說好中國故事”的新聞或節目，也就學術上說的“軟實力”。
分析家說，10月9日台灣的親中媒體才刊登一篇題為“兩岸文化軟實力攜手征服全世界”的社評，內容引用《閩台關係檔案保護條例》，應該就是中共有系統的輿論操作，在中國發表該條例後，台灣傳媒裏應外合。
洪敬富說，第二個層次是對於台灣民間草根、底層文化的交流，包括宗親、姻親，或者是謁祖、族譜對接等等，也包括媽祖、關公的宗教交流，或是兩岸青年夏令營的孔孟尋根之旅等。
第三個層次是精英層次或知識份子的交流，包括學者與各行各業的政治精英、商業精英、文化精英、社會精英等，透過舉辦座談會、研討會，甚至海峽論壇等等，讓他們能夠更好地去對接所謂的“祖國”。
洪敬富說：“總結就是說，從媒體層次的、到所謂的草根底層，到所謂的精英層次、學術層次，它其實是全方位的展開所謂的文化方面的交流，透過交流合作，其實就是所謂的融合發展。”
然而，中共多元手法的文化統戰究竟達到多少效果，台灣的總統選舉或許給了答案。
表裡不一定相同
長久以來，宮廟是台灣地方政治的中心，過去曾有研究指出，以宗教為名的廟宇互訪也是中共常見的統戰方式，宗教是中共用來培養與動員台灣在地協力者的媒介。不過，也有宮廟人士認為，中共的文化統戰效果有限，否則不會在北京當局對台灣公廟“洗”了這麼多年後，還是綠色的民進黨連續執政。
王先生是台北市一所宮廟的負責人，他對美國之音說，過去中共都是邀請台灣大的、有組織的宮廟去中國進行所謂的“宗教文化交流”，所有的機票、食宿都是中國方面招待。現在比較令人擔心的是，中共的手已經深入到台灣巷弄內的小宮廟、神壇或是個人私壇之類的地方，尤其在新冠疫情爆發後，在兩岸絕少往來的情況下，宗教交流相對而言其實還是在默默進行。
他表示，神明是一種靈體，有很多樣化的形式，有些神明確實是從中國那邊分靈過來台灣的，比如媽祖就是從福建湄洲那邊分出來的，關公（關聖帝君）是從山西那邊分出來的，所以鴻海創辦人郭台銘也曾親自飛往山西運城，恭請關聖帝君金身來台出巡。不可否認，供奉這類神明的廟宇，他們的“祖廟”是在中國。
不過，王先生表示，很多公廟表面上是去中國做交流，但不代表心理上就支持統一，事實上，也有很多親綠人士積極參與兩岸交流，也有某位知名廟宇主委的名片上密密麻麻大概有20幾個頭銜，其中超過半數都跟中國有關，聊天的時候對方也說，“沒辦法，就是為了交流，但我們當然還是支持台灣主體的啊。”
王先生說，中國的宮廟就是一個“樣板”，道士是上下班制的，信眾要進宮廟參拜就像去觀光區一樣要收門票，這種經營方式跟態度已經違反台灣人對“信仰」的認知，所以他覺得中共文化統戰的效果有限，“否則過去8年中共統戰不遺餘力，結果蔡英文還是當選。
交流歸交流，大家心裡都有一把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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