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16日是黃埔建軍百年，兩岸都在爭奪黃埔話語權。旅居台灣的香港城市大學學者徐全出版《銘志天星：國軍紀念碑百年激蕩史》新書，透過田野調查在中國現存、重建或拆除的國軍紀念碑，審視中國官方如何透過墓碑的空間改造對民眾進行歷史記憶教化，並試圖改寫中國近現代史。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民間對中華民國國軍的熱情關愛不減，甚至會自製紀念勳章、國軍軍旗送給老兵，有著跟官方截然不同的敘事。
兩岸紀念活動
今年是黃埔建軍百年，兩岸都有相關紀念活動。 6月2日，台灣的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校友總會在凱達格蘭大道舉辦「全民國防嘉年華」活動，老兵們以傳統正步、齊步的方式舉行閱兵。台灣官方規劃在6月16日由賴清德總統親自主持陸軍官校建校百年的校慶典禮。
中國則自今年初就在黃埔軍校舊址舉行「百位校友講述黃埔故事」活動；近日在黃埔分校的湖南武岡及四川舉行百年黃埔抗戰主題展、書畫展，稱「發揮黃埔優勢，促進祖國統一」。中共國台辦下轄的“中國台灣網”更是從去年就發起長達一年的“黃埔百年直播”，更新日期直到今年6月16日。
所謂黃埔建軍指的是1924年6月16日，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在中國廣州的黃埔島正式成立陸軍軍官學校，簡稱黃埔軍校，1946年改稱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並於1950年在台灣高雄鳳山復校。
由台灣黎明文化出版的《銘志天星：國軍紀念碑百年激盪史》新書作者徐全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表示，黃埔軍校的成立標誌著國民革命軍，也就是中華民國國軍的誕生，其先後歷經了東徵、北伐、抗俄、第一次國共戰爭、抗日、第二次國共戰爭、台海戰爭等重大歷史過程。
他說，以中華民族的整體立場來看，北伐戰爭實現了中國形式上的統一，使中國轉變為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統一國家。國軍1929年的中東路抗俄戰爭是北伐統一後首次跟外國交戰，也是中國人興起民族意識的起點。對日抗戰則成功保住了華夏文明和中國的獨立、自由，為整個同盟國的二戰勝利、韓國等受壓迫民族的反殖民運動做出巨大貢獻。
改造歷史
徐全表示：“國民革命軍在現代中國的貢獻後來被透過教科書、文藝作品或者是紀念碑的改造，而變得扭曲或者是變形，與真實相去甚遠。”
他指出，例如中國文革時期耳熟能詳的紅色革命樣板京劇《沙家浜》，就把在江南地區從事抗日遊擊戰的國軍部隊「忠義救國軍」描繪成了漢姦投降的想像。又如北伐時期源自黃埔軍校校軍的“第一軍”，直攻武漢、南昌等大城市，犧牲巨大。但他們在南昌、漢口的紀念碑和公墓現在都被拆除了，主要是因為該部隊是蔣中正的嫡係部隊，而在中國文藝作品中也將其描繪成是北伐戰爭中貪生怕死之旅。
此外，有「鐵軍」之稱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是北伐戰爭中非常頑強的部隊，而第四軍下轄的葉挺獨立團則是中共領導的武裝。中共黨史認為，黃埔建軍、建校是國共兩黨合作的產物，中共領導的葉挺獨立團率先進軍湖南，從而拉開北伐序幕，並為第四軍贏得「鐵軍」的榮譽，所以共產黨員、共青團員是北伐戰爭的先鋒與骨幹。
徐全指出，但當時和葉挺獨立團一同拉開北伐序幕的，還包括白崇禧（台灣作家白先勇之父）領導的國軍第七軍。事實上，第四軍本身就有好幾個師、下轄十多個團，葉挺獨立團只是其中之一。曾任第四軍軍長的國軍名將張發奎就曾說過，北伐中，葉挺團固然勇猛，但第四軍其他部隊也很勇敢，例如黃琪翔團。 「鐵軍」榮譽是整個第四軍，而非單指第四軍下的葉挺團而已。
然而，驍勇善戰的國軍第四軍在廣州的北伐紀念塔被徹底拆除；國軍第七軍在廣西柳州的紀念塔被改成了「解放紀念碑」。相反地，在武昌的葉挺獨立團的公墓則顯得非常氣派、莊嚴。
徐全表示，至於對日抗戰的國軍公墓，那就更不用說了，因為關於國軍和中共誰才是抗戰主力是個長期爭執不休的議題。事實上，連中共紀錄自身共產革命的歷史也難逃「被改造」的命運。
共產歷史難逃
徐全指出，對日抗勝利後，國軍與中共隨即在中國東北爆發軍事衝突，早期著名的戰役包括吉林省的四平戰役，中共的東北民主聯軍指揮官為林彪。 1953年6月，為紀念國共四平戰役6週年，中共在四平市鐵西區建造烈士紀念塔。碑身正面為曾任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司令林彪題刻的「為解放人民而奮鬥犧牲的烈士永垂不朽」；西面是曾任東北野戰軍政治部副主任陶鑄題刻「成人有志花應碧，殺敵留紅土亦香」；南面是曾任中共東北人民政府主席的高崗題刻「日月同光，山河並壽，人民戰士永垂不朽」；北面是曾任中共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林楓題刻「中華人民優秀兒女萬古千秋」。紀念塔前牌坊匾額及楹聯由曾任中共遼北省政府主席的閻寶航所題的「四平市烈士紀念塔」匾額，兩側楹聯為「革命業績垂千古，烈士光輝照山河」。
徐全說，但革命成功後的紅色中國，「四平市烈士紀念塔」上的題刻幾乎全數被鑿毀。原來的題刻人不是被打成反黨分子，就是被打成特務、三反分子，或被關押、或出逃、或自殺，致其題刻都被鑿毀。如今的四平烈士紀念塔的碑身正面文字是後來填補的，變成毛澤東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徐全說：「拆毀墓碑建構全新的歷史敘事是一種極端化的政治空間改造，反映的其實是社會政治環境的一元化、高度控制和集權化。中國文革時期就是這種社會形式的寫照。這種社會形態，受衝擊的不僅是被革命者，也會包括建構這種形態的革命者本身。
拆除有時、建造有時
然而，在中國的國軍墓碑不僅拆除有時，事實上，建造也有時。例如台灣前總統馬英九2023年至中國湖南拜謁的南嶽忠烈祠曾在1950年代被毀，直到1985年為了對台統戰才又重修。又如湖南衡陽市區的岳屏山公園有一座由蔣中正題字“衡陽抗戰紀念城”的紀念塔，在1949年後改為“衡陽解放紀念塔”，直到2007年才又恢復。
徐全說，值得注意的是，在當今中國，除了部分極左勢力之外，大多數的民間人士對於國軍的英勇事蹟都抱持敬重態度，而黃埔畢業的國軍更是保衛國的典範。
徐全表示，中國許多參與對日抗戰的國軍老兵在1949年兩岸對峙後都經歷過關押、批鬥、迫害，所以中國民間社會對他們有一種悲情式的同情。例如中國民間有「關懷國軍抗戰老兵」的熱潮，許多參與其中的志願者都是年輕人，他們為貧苦的老兵募集生活費、醫藥費，甚至協助料理後事，給他們最終晚年的人道關懷與尊嚴。
「令人感觸最深的就是這些老兵，他們很多人長久以來都未曾獲得北京官方的褒獎和認可，於是民間志願者就自己出資製作紀念勳章，送給這些老兵”，徐全說。
他表示，在雲南保山就有一名國軍老兵在獲得勳章後，天天出門掛在胸前，深感榮耀，某天不小心把紀念章弄丟了，他像發瘋一樣到處尋找，覺得如果沒有這枚紀念章，又會被當作反革命而受到批判，所以志願者們又送了一個紀念章給他。但事實上，這個紀念章是民間的，而非官方。
徐全自己也投入關懷老兵的行動。他回憶，在十多年前的中國華南某地，一位參加過抗戰、飽經批鬥的國軍老兵過95歲大壽，當時來自各地的志願者們為其隆重操辦，還有人攜帶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軍旗，並在旗幟上寫下部隊番號。部分在場人士仍低聲吟唱中華民國國歌，氣氛喜慶歡樂。
民間自製勳章軍旗
徐全表示，幾年過後，那名老兵去世，他兒子希望能用國軍軍旗覆棺，但之前那面軍旗不知何故找不著，因此請求徐全協助。許全拜託台灣朋友去買，但朋友說大尺寸的國軍旗坊間很難找到。徐全靈機一動，請朋友幫忙買一面國民黨的黨旗給他，因為國民黨黨旗是青天白日旗，徐全再輾轉跑去深圳福田買了一面大尺寸的紅旗回來，最後請一位香港裁縫師傅重新拼貼製作，將青天白日的圖案縫在紅旗的正中央，組合而成大尺寸的國軍軍旗。
徐全表示，中國地方政府在面對國軍史蹟時，較之於北京中央層面更加開放和積極；民間社會比官方更加積極。眾多國軍碑墓在中國改革開放後得以重建或恢復，並非官方思維轉變或開放，而是中國民間社會追求歷史真相的努力，形成了聲量和動力，造就了來自中國人民的「空間革命」。諸多的國軍史蹟就是循著「民間發掘、輿論傳播、訴求官方、展開重建」的路徑模式，重新出現在中國公眾視野。
徐全說，國軍碑墓在歷經過「建造有時、拆毀有時」後，現在民間追求的是「拆毀有時、建造有時」的未來。 國軍作為一個歷史與情感的概念，從來沒有在中國大陸絕跡。他們依舊存在於中國人民心裡，也說明了國軍的硝煙烽火不曾消失在1949之後的極左狂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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