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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威權抗疫模式較民主更優?分析指台灣證明並非如此


戴著口罩的遊人在台北中正紀念堂看衛兵升旗儀式。 (2020年3月11日)
戴著口罩的遊人在台北中正紀念堂看衛兵升旗儀式。 (2020年3月11日)
中國威權抗疫模式較民主更優?分析指台灣證明並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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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國新冠肺炎病例明顯減少、境外國家病例快速增加、疫情加重,中國政府將防疫重點轉向防止境外輸入,並通過官方媒體加強宣傳中國的抗疫成效,以及威權治理的優越性,不過有分析稱,台灣的例子證明,民主體制也能成功防疫。

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星期一說,中國當日新的新冠肺炎感染病例只有16個,低於前一天的20例,而新冠肺炎重災區的武漢,星期天的確診病例只有4起,武漢所在的湖北省,星期天已經連續第11天沒有新增病例。

中國防疫各國仿效?

中國官媒英文《中國日報》當天的社論稱,新加坡、日本與韓國應對疫情的措施都是基於中國成功抗擊疫情的經驗,中國正在“主動分享”其最佳實踐。

不過《華盛頓郵報》記者星期二發自北京的報導說,對疫情防控的成功“並非威權體制所獨享,民主政府如新加坡、台灣與韓國都在往快速復原的方向走。”

報導說,儘管中國官媒宣稱,從疫情復原可證明“共產黨的效率和威權領導不僅適合,事實上還是一種更優越的治理模式”,不過它不提的是,如果北京當局早一點面對這個問題而不是去打壓吹哨者,那麼就如南漢普頓大學及一名武漢疾控中心研究員共同發表的研究結果所說,“估計有百分之95的病例是可以避免的,如果隔離措施早3個星期開始。”

中國模式難以輸出

中國共產黨的治理模式是否優越,最近在華盛頓一場座談會也談到新館疫情下的美中大國競爭,包括制度的競爭在內,對此,前美國駐中國大使芮效儉(Stapleton Roy)直截了當地說:中國模式無法輸出。

前美国驻中国大使芮效俭2020年3月4日参加美中政策基金会座谈会(美国之音锺辰芳拍摄)
前美国驻中国大使芮效俭2020年3月4日参加美中政策基金会座谈会(美国之音锺辰芳拍摄)

在美中政策基金會3月4日的座談會上,一名來自中國的訪問學者問到,“中國在全世界的角色正在不斷增長,也越來越重要,在這個背景下如何評價中國的意識形態(ideology)在世界上的地位?這種意識形態是否對全世界越來越有吸引力?”(Is it more appealing to the world)

芮效儉說,他不認為中國模式可以輸出,正如新加坡模式也無法輸出一樣,因為中國模式之所以能到現在實施成功,部分原因是因為他們引進市場的競爭元素,此外,中國高度尊重教育、有高教育程度的勞工,“那些元素基本上對一個受儒家影響的社會比較合適”,對於非儒家影響國家並不適用。

芮效儉說,中國的問題在於,當他們把社會現代化到一個程度後,中國人民對外面的世界有更多接觸,共產黨引進市場經濟試圖讓經濟現代化,但他們卻沒有把政治制度現代化,“在一個政治態度和經濟表現現代化的國家,卻要試圖去維持這個制度所要求的思想控制,兩者間的矛盾將是未來中國要面對的最大問題。我認為當前它正被不當的處理。”

大國競爭亦為規範之爭

喬治華盛頓大學外交實踐教授薩特(Bob Sutter)也指出,美國、澳大利亞和歐洲已經有許多報告指出,中國正在改變國際規範(international norms),而在聯合國內部的權力和影響力很大,讓它也有能力這麼做,他認為這正是美中大國競爭的一部分,那就是“對規範的競爭”(competition for norms)。

薩特說,他不確定這是否提問者所稱的“意識形態”,但他知道的是“中國正在試圖削弱被他們認為在阻礙他們的西方規範、擴大他們的影響力”,而且中國也試圖要讓更多人讚同他們的規範,已經有許多證據顯示,“中國正在試圖改變國際規範。”

台灣防疫為何成功

與此同時,台灣在這次新冠疫情的表現引起注意,國際媒體對距離中國最近、但到目前仍然維持一個死亡病例的台灣如何應對疫情近來有許多報導。有分析說,對中國的懼怕和不信任,是台灣能夠更好地處理疫情的原因。

美國《外交政策》雜誌星期一在一篇文章提到,台灣在持續面對中國霸凌和被世界衛生組織排除在外的現實中只能靠自己,因此“對中國的懼怕使台灣成為新冠病毒中的一個成功故事”。

文章說,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已經超過16萬起(根據3月17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新冠肺炎即時地圖,全球確診病例超過19萬起),但“有一個國家似乎能夠控制情勢,儘管它距離中國祇有110英里,而且從1月21日就出現第一個病例,”但台灣的例子比起其東亞鄰國來說要少了許多。

根據3月17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新冠肺炎(COVID-19)即時互動地圖,台灣有77個確診病例,新加坡有266例,日本878例,韓國8320例。

台灣與中國的對比

文章說,台灣防疫策略結合了早期主動部署、信息透明化,並且運用大數據分析及網絡平台等科技,這些透明做法促成令人印象深刻的公眾參與程度,“與中國使用嚴苛、脅迫性和審查等舉措來應對新冠疫情造成強烈對比。”

事實上,文章指出,台灣能夠在疫情中保持警惕是因為它經常受到中國的霸凌,包括散佈假信息、軍事威脅、2003年薩斯(SARS)期間未提供重要的醫療信息等,“這個國家知道只要中國出現重要問題,它就必須保持最高警戒。”

此外,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教授卜約翰(John Burns)星期一(3月16日)在《香港自由新聞》(Hong Kong Free Press)發表的文章也提到,北京當局正在試圖轉移中國人民因疫情失控引發對共產黨的不滿。

卜約翰說,由於面臨國內的嚴厲批評,中國共產黨正在宣揚習近平積極領導抗疫的作為,黨機器與宣傳喉舌“正在日以繼夜地通過社交媒體散佈一種論述,強調中國政治制度的優越性。”不過他說,西方國家疫情日漸嚴重,“民主並不是問題所在,看看一個民主體制如何迅速採取作為保護其人民--台灣。”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3月12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反駁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前一天指責中國掩蓋疫情的說法。

耿爽說,國際社會的公論是,中國公開透明地發布信息,世衛組織專家在實地考察後對中國抗疫過程中展現的信息透明度予以高度評價,對於奧布萊恩稱中國掩蓋疫情導致國際社會花了兩個月時間才做出反應,“責任在中方”的批評,耿爽說,國際社會的公論是,中方“行動速度之快、規模之大,世所罕見,展現出中國速度、中國規模和中國效率。”

他說,正因為中國的強力防控措施和中國人民的巨大犧牲,才有效阻遏疫情向世界上其他國家蔓延,“為國際社會抗疫爭取了寶貴時間,”至於“美國是否也有效利用了中方為世界爭取的寶貴時間”,他不作評論,但“美國老百姓和國際社會都看在眼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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