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主管全國公檢法工作的“領導班子”肯定了廣東地方當局在烏坎事件上的處理經驗。而部份律師對所謂的廣東經驗有不同看法。
中央政法委副書記王樂泉26日在北京聽取了廣東省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朱明國的工作匯報。朱明國匯報了省委省政府對烏坎事件所謂的“妥善處理”。王樂泉說，廣東妥善處置了烏坎事件，積累了很好的經驗。新華社的報道說，廣東近年來的政法工作很出色。
*律師：廣東經驗即和平化解民眾抗爭力度*
廣東律師唐荊陵說，當局所謂的總結經驗，主要是說以和平的方式化解村民抗爭的力度，讓村民的抗爭行動不得不進入一個平台期。這種解決方式具有局限性。
唐荊陵律師說：“當局所講的廣東經驗，就是說，至少是從當局的角度來看是解決了，他們可能是說，這個解決應該將對當局來講沒有付出大重大的代价，比如動用武力進行很嚴酷的鎮壓，初期的時候因為當局措施失當發生了一些衝突，但是後期的話，當局適當地做出了一點讓步，讓村民的一些合法訴求得到認可，估計主要指的是這個方面。至於說像村民反映的主要訴求，像土地問題，還有村民的民主權利，目前的狀況，村民關於村長的選舉問題，暫時權利得到了保障，但是，後面關於村民的經濟權益，土地上面的權益要收回的話恐怕是很困難的，而且涉及到其中參與貪污腐敗的官員責任追究問題，都是很難解決的。”
劉曉原說，全國各地，每個地方發生突發性事件的時候，往往都把責任推給民眾，如果在衝突中死人了，這個事件再引起大規模的關注。首先是壓制，之後再作適當的妥協，查處民眾反映的問題。
劉曉原指出，在烏坎事件激化以前，村民們向當局反映問題已經有很長時間。事件發生後，廣東一開始也是封殺媒體報道，經過香港和國際媒體廣為關注後才有所放鬆。
劉曉原說：“最後他們省委派出一個副書記到那邊，對他們村委會的班子進行改選、選舉等等，但選舉在表面上來開是很民主的，但實際上這種選舉我認為不是非常民主，首先從相關報道來看，當時還動用了邊防警察在現場維持選舉的秩序，一個村委會的選舉這還有警察在場來維穩，這是很荒唐的。我認為，這種在高壓之下的選舉來反應民眾的意見。”
劉曉原說，烏坎官方在拘捕村民後，如果沒有村民薛錦波在關押期間的突然死亡，官方肯定要將被拘捕的村民判刑。烏坎有了一次一人一票的選舉，取得了一些民主的進步，但這是在村民付出了血的代價換來的。
劉曉原說，烏坎事件對於官方來說當然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經驗，因為它的規模大，受到的關注也大。但是在爆發衝突以前，烏坎民眾已經進行了長時期的訴求表達，但是問題沒有解決，最後才造成衝突，抓人、死人、封村幾個月。對於民眾來說，這種經驗是很可怕的，當然，這也反映了民眾不畏高壓的反抗精神。
《人民日報》27日以整版介紹了新出版的《喬石談民主與法制》一書。其中這名前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主任談到突發事件時，喬石說，“對於各種突發事件的苗頭，決不可掉以輕心，一定要及時發現、及時防范、及時制止，防患於未然。要把 問題化解在萌芽狀態，避免事態擴大”。他也說：黨政領導要“主動與群眾對話，傾聽群眾意見，關心群眾生活，主動做化解各種社會矛盾的工作，努力消除各種不 安定因素，爭取不發生或少發生突發事件，确保社會穩定。”
唐荊陵律師說，多年以來，在中國的民間維權抗爭中，當局的處理手法都是以封鎖消息和鎮壓為主，對話很罕見。
唐荊陵說：“對話不是當局的首先選項。當局首先的選項一個是消除信息的傳播，二是武力鎮壓，而且通常來講，這兩個方法都是當局同時使用的。當信息掩蓋不住、民意沸騰到很厲害的時候，它才會考慮出來對話，並且這個局面不常見。所以如果我們看到當局處理各種各樣維權事件事件的一般手法，就可以說烏坎當中當局的有關作為還是值得圈點，雖然必須看到，他作出這些改善是迫於強大的輿論壓力、迫於烏坎人民那種團結一致的抗爭。”
劉曉原律師說， 當局從維穩的角度出發，在突發性事件一開始不會走法律途徑，往往在證據不充分的時候逮捕、關押，只有到事件平息下來後，才可能走法律程序。
唐荊陵律師說，法律在突發性事件中比較邊緣。因為今天的中國越來越進入到一個政治解決的層面，進入到民主運動的活躍期。運用司法的途徑解決的可能性越來越小，但是很多問題還是要用法律來作為一個依歸。
唐荊陵說：“我覺得在維權活動中，更多地它會創設很多新的規則，通過創設規則，生成一些民主的成分，比如政府和民眾都願意進行對話，尤其是政府願意採取對話的方式解決，我認為這就是創設真正民主制度的起源了。當政府願意面對民主的反抗、願意面對民眾的不同呼聲，採取對話的措施來應對的時候，實際上民主化的過程就開啟得更容易一些。尤其是當當局能夠接受維權的群體派出代表，對這些代表的身份直接合法化，我相信這就離中國民主化的進程就更近了。而且這樣的話作為當局的轉型成本，我認為是更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