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大鬧芯片荒之際，印度總理莫迪積極推出激勵方案，以吸引來自全球或從中國撤出的半導體業者轉赴印度設廠，並實現本土半導體製造生態系的願景。另一方面，印度也多次以“維護國安”為由，封禁了高達200款以上的中國應用程序(App)，凸顯出中印兩國在科技競逐上濃濃的煙硝味。分析人士認為，這是印度力圖強化自身科技製造業的韌性，以擺脫他們因邊境衝突而與中國交惡之際卻在經貿領域高度依賴中國的困境。
以代工生產蘋果iPhone手機聞名的台灣鴻海集團2月14日公告，將與總部位於印度孟買、市值逾200億美元的跨國集團Vedanta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擬合資成立新公司在印度研發生產芯片。鴻海表示，此合作案是響應印度近期推出的獎勵以及建立本土半導體製造生態系統的長期願景。
印度政府於2021年12月批准“電子製造及生產獎勵計劃”(PLI)，打算斥資100億美元，吸引大型芯片及面板商轉往印度設廠，高達50%的官方補貼已經吸引到包括新加坡及以色列在內的多家業者表達興趣，其中，鴻海成為首家合資企業，也是印度總理莫迪在推動高新製造業上的最新捷報。
莫迪推“印度製造”戰略鞏固供應鏈
莫迪早於2014年上任之初就提出“印度製造”(Made In India)的戰略，並推行全國統一稅制(GST)、電子製造業群聚(EMC)等配套政策，以吸引外資在印度設廠。該戰略聚焦在電子、汽車、醫藥及重機械等10大產業，希望能將製造業佔國內GDP的比重從現行的17%左右推升至25%。
2020年新冠疫情席捲全球，諸多產業供應鏈因生產、運輸等環節受創而斷鍊，這讓業界意識到產線過度集中在單一國家，如中國，的風險。在此前提下，印度加大力度，規劃出總面積5000平方公里的區域，準備讓撤離中國的企業落腳，以取代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
印度不滿中國“一手打架、一手賺錢”
這是一條漫長的路，但印度的目標很清楚，那就是，要設法降低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印度作家普拉卡什南達(Prakash Nada)2月23日於歐亞時報(Eurasain Times)撰文批評，中國正以“一隻手打架、另一隻手做生意”的戰略，來智取印度。
普拉卡什南達指出，貿易帶來和平本應是國際關係的基本邏輯，因為敵對國家間很難開展貿易。但印中現況卻是個例外，儘管兩國邊境衝突不斷，雙邊貿易額卻於2021年突破千億美元的大關，來到1257億美元，其中印度對中國貿易逆差高達694億美元，以電子及機械產品為大宗的進口物資，此外，中國也是印度進口汽車零件的最大單一來源國，佔比達27%。
位於印度新德里的“中國分析及策略中心”研究員夏海娜（Namrata Hasija）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也表達了類似的擔憂。
夏海娜說:“雖然我們(印度)跟中國之間有入侵邊境的衝突，但商業往來卻持續處於高位。你看印度的手機市場，完全被中國佔領了，除了小米或是OPPO等這些(中國製)手機之外，我們幾乎沒有其他選項，它們已經完全佔領了市場。”
新加坡市場研究公司Canalys的最新數據顯示，2021年印度智能手機出貨量創新高，達1.62億支，前5大品牌中，中國品牌佔四款，而居冠的小米市佔率高達25%。
邊境爭端不斷印中關係“史上最差”
相較於貿易的熱絡，印中關係卻屢生齟齬。兩國近幾年來從中印邊界西段的拉達克領土爭端，到中印軍隊於洞朗地區的對峙，乃至2020年5月，兩國軍隊在加勒萬河谷發生激戰，導致20名印軍士兵陣亡，中印邊境的衝突可說越演越烈。另外，隨著新冠疫情肆虐，印度境內的反中聲浪已達空前新高。
印度籍的研究員夏海娜分析，印度政府必須對公眾的反中情緒有所回應，但境內消費者在手機等硬件設備的需求又無法擺脫中國貨的前提下，加強對中國公司的稅務審查以及禁用中國製手機應用程序(App)就成了印度政府少有的選項。
印度再禁中國APP、搜索華為查稅
印度官方2月14日下令再封禁54款包括騰訊、網易跟阿里巴巴等中國科技公司所推出的App，理由是這些App 早在2020年就因將印度用戶個人資料回傳中國等資安風險而被禁，卻在改名後重新上架。繼2020年6月的首輪封禁以來，印度總計封鎖了高達200款以上的中國App。
最新封禁令一出，印度稅務部門隔日馬上對中國電信巨頭華為位於古爾岡市和南部科技中心班加羅爾的辦公室，以及其他多家中企展開搜索，審查其賬冊與相關資料。此前，小米公司位於印度的辦公室也曾遭稅務機關搜查。
對此，中國商務部發言人高峰於2月17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嚴正抗議，他說，印度打壓措施嚴重損害中國企業的合法權益。
另外，鷹派黨媒《環球時報》也撰文指控，印度以安全及稅務為名干擾中企營運，並稱其“不認真發展本土製造業，挖空心思人為切割生產鏈條，對印度的競爭力必將有百害而無一益。”
《環球時報》引述印度國家銀行於2月15日發布的報告稱，若電子業生產獎勵計劃（PLI）奏效，印度對中國的依賴將可降低50％，並使印度的GDP增加200億美元。但《環球時報》質疑這是印方出於短視的評估或錯誤的認知，才會將互惠互利的雙邊經貿行為片面解讀為“吃虧”，並據以對中國企業採取歧視性行為。
印度結盟日澳推出供應鏈韌性倡議
位於印度浦那的富來明大學(FLAME University)社會科學系副教授劉奇峯認為，印度很清楚境內的製造業基礎可謂“先天不良”。因為像許多社會主義國家一樣，印度自開國以來就專注重工業製造，有能力造火車和大型機械，卻對消費性電子等商品力有未逮。
為了抗衡中國的紅色供應鏈，印度選擇結盟日本和澳大利亞。劉奇峯告訴美國之音: “印度、日本跟澳洲組成了供應鏈韌性倡議，就希望透過三國之間更緊密的聯繫，把供應鏈的整個體系組建起來，這樣子可以跟中國相抗衡，也可以去思考，未來供應鏈的佈局是不是可以繞過中國這方面。”
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亞三國於2021年4月正式啟動“供應鏈韌性倡議”（SCRI），目的就是要透過數字技術、貿易和投資多元化，在印太地區建立具彈性的供應鏈，以減少對紅色供應鏈的依賴，並對抗中國在印太地區的貿易主導地位。此一倡議的起源，也是因為新冠疫情讓各國政府驚覺到亞太乃至全球供應鏈的脆弱性。
印度投資風險：勞工問題、種性制度等
然而，印度想要成為製造強國，還有不少內部問題有待解決。分析人士認為，印度勞工的工作質量及效率皆不及中國勞工，又受到強大的工會保護，這在外來投資者眼中都是潛在的風險。
此外，印度至今仍存在種姓階級制度，也增加外商在管理上的難度。印度富來明大學的劉奇峯說，台資企業緯創集團(Wistron)位於南部卡納塔卡省（Karnataka）的iPhone手機組裝廠房於2020年底曾發生暴動，可能就是因為本土管理階層與基層勞工間的階級矛盾所引起。
另一項投資障礙則來自印度邦聯制的政府體制。他說，外資廠商與印度中央政府達成的投資及保障協議，到了地方政府未必能夠落實，尤其地方還有州長、議員等不同政治勢力需要打點，也是外商投資所面臨的不利風險。
邊境糾紛難解印中“管理衝突”
外資在印度境內面對種族、語言跟文化隔閡等挑戰。在外交層面，印度與巴基斯坦跟中國之間的爭端，以及後續因大國紛爭而衍生的商業報復，這些政治風險都讓外資憂心並對投資印度卻步。
對此，曾任台灣駐印外交官、現位於台灣新竹的台灣印度研究會首任理事長方天賜認為，印中間衝突雖難解，但兩國也會設法避免讓歷史爭議過度衝擊到雙方的經濟利益。
方天賜告訴美國之音:“要立刻找出一個雙方可以接受的、長治久安的方案也不太可能，但是呢，(兩國)至少把衝突管理好，不要再發生像加勒萬河谷的這種流血衝突，這個是中印可以做的。中印關係常常有這樣一個循環，就是 慢慢緩和了，然後到了一個臨界點之後，可能因為一個事情又讓關係急轉直下。”
中印爭議一觸即發，二月份剛結束的北京冬奧會就是個鮮明的例子。印度原先並未加入西方外交抵制的行列，卻在開幕前一刻，突然宣布不派員出席北京冬奧的開閉幕式，因為看到中國安排祁發寶擔任冬奧聖火火炬手，他是加勒萬河谷衝突中受傷的中方指揮官。對此，印度外交部譴責，中國的作法擺明了將奧運政治化。
面對中印間政治與經貿關係的嚴重失衡，印度籍的研究員夏海娜擔心，入夏之後，兩國位於高海拔山區的邊境爭端恐將再起。
她說，印度為了確保長期的經濟安全與穩定，雖然明知挑戰中國大不易，但也必須務實地投資基礎建設，並以境內龐大而廉價的勞動力，還有近4億人口規模的中產階級消費力來擴大吸引外資，以鞏固產業供應鏈。她認為，印度的經貿改革步伐雖然緩慢，但已經在推進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