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務院“國際婦女勇氣獎”得主王宇律師曾因代表活動人士、維吾爾學者和法輪功學員而被中國共產黨逮捕、監禁和騷擾。今年，她在自己國家的行動也受到了“健康碼”的限制，這是一個中國政府用於新冠防疫的機制和手機應用程序。
“健康碼”在中國無處不在，直到最近，當局一直試圖執行“清零”政策，最終導致上個月全國范圍內爆發大規模抗議。上週，中國政府宣布停止使用全國性的“健康碼”，但是美聯社報導說，各省市依然有自己的版本，目前這些省市級別的“健康碼”佔據了主導地位。截至上週，北京的餐館、辦公室、酒店和健身房依然需要憑藉本地的“健康碼”才能進入。
一些活動人士和異見人士預計，即便在封控結束後，“健康碼”依然會以某種形式存在。
“健康碼”依托電信網絡數據和核酸檢測結果，其運行原理相對簡單。每個人都在手機上被分配了一個二維碼，可以在綠色、黃色和紅色之間切換。黃色一般代表此人曾與某個檢測出新冠陽性的人同處一個場所，紅色代表本人檢測出陽性。只有擁有“綠碼”的人才能正常生活。
王宇的經歷則證明了“健康碼”也可以成為中國當局實施社會控制的又一個工具。
今年3月，王宇前往山西大同提供法律諮詢。儘管王宇在很大程度上被禁止在中國執業，但她依然在人權案件上作為一名“公民倡導者”提供意見。
大同距離北京346公里，前往該市需要當地的“健康碼”。儘管大多數人已經有兩個“健康碼”，一個是全國的，一個是其本人所在的省市一級的，但前往外地的人還需要目的地的 “健康碼”。如果沒有這個“健康碼”，人們就無法進入商場、餐館甚至無法預訂旅店，
王宇到達大同的次日，她的當地“健康碼”變成了“黃碼”，意味著王宇必須在一家旅店集中隔離。
王宇對美聯社說：“怎麼就突然變黃了呢？我沒有咳嗽也沒有任何症狀。”王宇想要在被隔離數週之前返回家中，於是購買了火車票。她花費數小時在電話上反映情況，提供了三個陰性的核酸結果還有自己的體溫，最後電話另一邊的公務員退讓了一步，說：“要不我把你的‘健康碼’改成綠色吧？”
王宇說，十分鐘後，她的“健康碼”變綠了，火車站的防疫人員允許她離開大同。
維權律師王全璋告訴美聯社：“在某種程度上，這已經變成了‘電子手銬’。”他說另一名旅客在1月份從武漢飛往北京時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
王全璋說，他撥打武漢政府熱線，向機場工作人員反映情況，並且在微博上發帖，最終解決了這個問題。
此外在8月份的時候，也就是中共二十大召開前的兩個月，王宇表示她的北京“健康碼”突然無法正常使用，儘管她的檢測結果是陰性。有時她的“健康碼”會變成紅色然後卡在彈出窗口中。當時，要進入北京的一個公園都需要“健康碼”，王宇對美聯社說，她決定離開首都，前往她父母位於內蒙古的家。她一直在那裡等到二十大結束，她認為“健康碼”的故障就是為了將她趕出首都。她一直撥打北京政府熱線，試圖讓“健康碼”恢復正常，直到11月底，她的“健康碼”才重新變綠、
北京警方和北京市衛生健康委員會沒有回應美聯社傳真的置評請求。
王宇對美聯社說：“最強烈的感受就是我沒有自由。”
（本文依據了美聯社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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