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菲利普·格蘭迪（Filippo Grandi）在訪問中國時，讚揚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為難民危機尋求長期的解決方案”。然而正是他領導機構的數據顯示，過去10年裡，中國公民在他國尋求庇護的人數急劇上升。
根據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署的 其中大部分增長趨勢是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台後形成的。
“這些數字傳達的印象肯定與我在同一時期的經歷是一致的，”人權組織“人權第一（Human Rights First）”難民計劃法律策略主任安文·休斯（Anwen Hughes）告訴美國之音。
總部在紐約市的“人權第一”，是一個為“無法聘請稱職私人律師的尋求庇護者提供法律幫助”的服務機構，也是倡導尋求庇護者在美國權利的呼籲組織。
休斯說，該組織給予幫助的申請者包括許多不同類型的活躍人士，“無論他們是草根倡導者，當地社區的活躍人士，從事中國人權事務的律師，從事勞工權利工作的人，名單不勝枚舉，這是一方面，還有許多以少數族裔成員或少數族裔社區的活動家身份申請的人，但通常都是來自（政府）目標群體的普通公民。”
維權律師、維權人士成新政治庇護理由
“習近平上台之後，情況就很快發生變化，” 曾經在胡錦濤時代被關押的維權律師滕彪說。“他對民間的各種力量，不僅僅是律師，也包括記者、學者、包括宗教人士等等，當然對藏人、維吾爾人也進行大規模的全面的鎮壓。這個就使尋求政治庇護的人開始明顯的上升、明顯的增加。”
“維權律師、維權人士已經成為一個新的政治庇護的理由。” 在紐約皇后區的移民律師李進進說。他指的是習近平上台後，在2015年的709抓捕律師，以及全國各地的強制拆遷事件和一大批上訪人員。
《經濟學人》的報導說，“大多數中國尋求庇護者可能是漢族，這個族群佔人口的90% 以上。”“自2012 年以來，他們的自由也有所減少。”
除了2015 年248 名人權律師和維權人士在“709大抓捕”中被警方拘留和訊問，近年來中國內外非政府組織、女權組織和教會的成員也遭逮捕。
計劃生育風潮未過
“我們這邊最忙碌的時間應該是在2015年到疫情之前吧，”在紐約法拉盛專為華人辦理庇護案的凱森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劉芳說。“那段時間我們公司是非常非常忙，可能一天光是簽這個合同都要好幾個助理去讓客人排隊跟我們簽合同。”
儘管中國政府從2016年已經改變一胎化政策，可以生兩胎，現在更鼓勵生三胎，但以遭受一胎化迫害為由申請庇護，仍佔劉芳所在律師樓代理的多數案例。
“她懷的孩子大概已經有九個月，過兩個星期就可以生了，結果被計生辦的人抓到了醫院，”移民律師劉芳講了她代理的一個庇護案。“然後當時她跟我講醫生直接摸著孩子的頭，在她肚子裡直接打了一針進去，然後後面孩子生出來就是一個死胎。”
“比如說一些阿姨，她們都是在她們年輕的時候被做過人流、被結紮過。所以，計劃生育這個風潮還沒有完全過去。” 劉芳說。
“從一個律師來說，如果我能從他們過往的經歷裡面找到計劃生育迫害的理由，她們的理由能夠達到庇護的入門的門檻的話，我一般都會建議，他們以計劃生育提出申請，”劉芳對美國之音說。
“因為生孩子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如果你單單是被剝奪生育的權利那還好，但是像很多客人她們是她們已經是懷上孩子了，已經三個月、五個月，甚至九個月，馬上就可以生孩子了，基本孩子已經成型了，如果在美國你弄個引產出來就是一個新的生命，但是被強行打針，然後生出來死胎，那我覺得這個東西跟謀殺沒有太大區別。” 劉芳表示。
劉芳認為，一胎化政策對婦女生育權的侵犯是最嚴重的人權侵犯，“當然其它東西宗教啊、房子拆遷啊，一個是剝奪你的財產，一個是剝奪你的信仰，那我覺得都沒有剝奪你孩子的生命來得更加殘酷。”
維吾爾人的庇護潮
“2012、13年開始，急劇地出現的是一大批維吾爾年輕人，年齡最小都可以達到10來歲，大的到20來歲……這是第一批到了美國的這些維吾爾人了。” 世界維吾爾大會中國事務部主任伊利夏提說。“因為我當時在移民局當翻譯給這些人申請避難的，很多維吾爾的小孩子告訴我，他們的父母在他們臨走之前告訴他們，到美國就申請政治避難，再也不要回來了，這就是第一批出現的、我親眼見到的在美國的維吾爾人。”
伊利夏提表示，2014、15年開始，維吾爾人在辦不出護照的情況下，通過變賣財產偷渡逃離新疆家園。“就是把房子什麼都賣掉，然後到雲南、到貴州等等這些地方，然後通過緬甸、越南、老撾，再步行一直走到馬來西亞、泰國等等，如何通過這些國家輾轉到達土耳其。”
“所以現在土耳其大概有十幾萬難民。這些難民家庭都被分離，一部分男的被泰國政府遣送回中國，女的和孩子就被土耳其接走，這些家庭的處境非常艱難，”伊利夏提說。
伊利夏提說，跟後來維吾爾人要拿護照難於上青天不同，在張春賢任職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期間，曾一度鼓勵大家辦護照。“當時派出所的警察挨家挨戶上門動員你辦護照，這種現像是讓人摸不著頭腦的政策，所以很多人當時就覺得那就辦吧，有人出來了，有人留下了。”
“大部分父母把孩子帶出來安置在國外，然後自己回去了，” 伊利夏提說。“到2017年就開始出現集中營，抓捕的罪名之一是有護照或者是到過國外的維吾爾人，所以就出現大批的維吾爾孩子待在國外，父母被抓起來。”
《經濟學人》說：“自2017 年以來，至少有100 萬人被關押在集中營。根據前囚犯和衛星圖像分析，囚犯遭受酷刑、強制絕育和灌輸。集中營外的人則生活在近乎持續的監視之下；有些人被迫在中國其他地區的工廠工作。數百人，可能是數千人，已逃往海外。”
北京長期以來否認新疆存在人權侵犯問題，強調政府在新疆實施的政策只是為了去極端化和減貧。
香港人廣受各國歡迎
習近平治下的另一個危機是在香港不斷侵蝕“一國兩制”國策，違反破壞“50年不變”的承諾，進而實行國安法，將香港變成一個越來越像中國大陸的城市。
不過，紐約的香港人權活躍人士楊錦霞說，香港尋求庇護的人數應該“最多幾百”。原因是香港有英國給予的寬鬆移民政策，“所以大部分人，雖然他們是年輕人如果他的爸爸媽媽有BNO（英國國民海外護照），那幾十萬人他們也可以去那邊吧。” 她說。
“英國為其前殖民地居民提供了獲得完全公民身份的途徑。今年2月至3月，即該計劃啟動的頭兩個月，有34,000名香港人申請來英國。” 《經濟學人》說。
香港人還得到了其它國際移民或工作的便利。楊錦霞說，“台灣他們也有一條路嘛，雖然他們不是很正式的移民，但是可以去台灣工作啊，現在當然可能因為是疫情。還有一點就是加拿大嘛，加拿大相對來說他們是非常非常容易的，如果你是要政治庇護，半年、10個月就搞好了，而且那邊有很多的資源嘛。他們好像說你申請就只要幾百塊加幣，還有很多香港團體在那邊可以幫忙嘛。”
“澳大利亞開放香港專業移民，所以香港人的路是很多的，還可以去新加坡啊，他們招技術人員嘛。有很多移民移到泰國，在泰國買一個很漂亮的房子。”楊錦霞說。
紅色通緝令造就的庇護者
習近平上台後還利用國際刑警組織的紅色通告（即紅色通緝令）打擊反腐運動中的目標人物。
“中國的紅色通緝令過去10多年來涉及2000多人，”紐約的移民律師李進進說。“習近平反腐後的紅通，'獵狐行動'涉及100人，後來又加了150人，跟反腐相關。”
“這是紅通獵狐行動中（涉案人）最年輕的一個案子嘛。”代理'百名紅通人員'第12號劉勗的李進進律師說。
至今百度和新華社仍指曾任北京通州區社保基金管理中心支付專管員劉勗，“涉嫌利用職務之便，採取冒領手段，侵吞社保金70萬元”。但劉勗已經於2020年在紐約獲准庇護。
李進進說，他的客戶告訴他，是他先發現了問題，並向檢察院揭發了他的領導，“結果檢察院把他抓去，說是他幹的。逼他承認，打他揍他，在這種情況下他跑出來了。
“社保工作的流程除了領導之外一般工作人員根本拿不到社保資金的錢，”李進進說，“這需要通過縣政府、區政府劃到中國郵政銀行，當地人開戶來取得。“
李進進說，如果他的客人罪名成立，從一個老人一個月200元的社保基金中在兩年時間裡竊取70萬人民幣社保金，他這需要編造140個假人頭，必須得到公安部門的配合，而對他的指控中沒有任何合謀者。
“法官完全採信了我的辯詞，說我們看到的證據材料和展示出的流程，比足夠的還多。”李進進說。
為什麼這樣的案件可以上到國際刑警組織的紅色通告？李進進指出，因為習近平把反腐當作政治運動來搞。“中央給了指標，每個省分配名額，所以下層就把它當作政治指標來完成。
在美申請庇護兩條路徑
根據《經濟學人》的報導，習近平上台後申請政治庇護的60多萬中國公民，有七成都是在美國申請庇護。
在美國申請政治庇護通常有兩種，一種是主動庇護申請（Affirmative Asylum），指那些沒有被移民局遣返、沒有在遞解出境程序上的申請者。另一種是防禦庇護申請（Defensive Asylum）指那些被執法當局抓捕，或者有其他原因進入了遞解出境程序的申請者。
根據美國國土安全部的 2019年中國公民在美申請庇護人數為16,478人（其中主動申請庇護人數為9,640，防禦申請人數為6,838）；獲准人數為7,478人（其中主動申請庇護獲准人數為4,027人，防禦申請獲准人數為3,451人）。
紐約的移民律師李進進說，他代理的主動申請庇護案申請人都持B1或B2簽證，也就是商務和旅遊簽證者；而防禦庇護申請多數都是以偷渡為主的非法途徑進入美國後，被執法當局逮捕進入遞解程序者。
“都是通過墨西哥，除了極少部分通過加拿大，進入美國的。” 也是紐約皇后區的移民律師高光俊說。“有的是通過委內瑞拉坐遊艇到邁阿密，也有一部分，大多數是通過墨西哥邊境到德州、到亞利桑那州進入美國的。”他補充。
習近平造就了龐大的庇護後備群體
習近平嚴厲的箝制政策不僅推動了庇護的激增，同時也增加了庇護尋求者離開中國、到另一個國家的難度。但《晚年周恩來》的作者高文謙說，習的政策在中國造就一個龐大的庇護後備群體。
“他大大激化了與中國民眾的矛盾，因為各種原因遭打壓的年輕人，敢怒不敢言的知識分子，民營企業家，被割韭菜的普通民眾等等。”
“監督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的習近平，隨著年齡增長卻並沒有表現出任何自由化的跡象。中國尋求庇護者的人數可能會繼續上升。” 《經濟學人》文章最後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