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3屆奧斯卡金像獎剛剛落幕，雖然反映香港反送中運動的“不割席（Do Not Split）”與最佳紀錄短片獎擦身而過。但是，另一部回顧香港反送中運動的獨立紀錄片“理大圍城”卻獲選為第12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的開幕片。來自中國的導演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獨立紀錄片作為一種見證與抗爭，從頂峰時期，到獨立影展被叫停，現有不少導演流亡海外，現實處境困難重重。
第12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在4月30日登場，由匿名“香港紀錄片工作者”所拍攝的“理大圍城”獲選為開幕片，為影展揭開序幕。這部影片記錄了2019年11月在香港理工大學連日爆發的警民大規模衝突，另有多部中國紀錄片如“流浪的石頭”、“迷航”、“一天”等，也收錄在“敬！華語獨立紀錄片”單元內。
從“一片”到“人人”的突破
一般認為，中國獨立紀錄片開始於1989年後。當時的攝影機、膠片都很貴重，甚至連洗印膠片也須附上拍攝許可證，因此一般人很難接觸到。如果真想學習拍電影、只能到電視台工作，才有機會使用到攝像機與剪輯器等設備。可以看到，當時的紀錄片導演大多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以及當時的廣播學院等專業院校，但受限於器材設備，很多人是“一片主義”，拍完一部片後就沒了下文。
曾任北京獨立電影節評審委員、現移居香港的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聞海對美國之音說：“那時候設備很貴，能拍的沒有幾個人，一個人會一個片子做兩個版本，一個給電視台，一個是送到國外參賽，賣給國外電視台。這是因為當時受到非常大的器材的限制。這些設備又貴又有嚴苛的審查制度，其實你是很難在中國持續拍片子的，包括中國90年代也有一些導演拍片子，或是拍完之後就是'一片主義'，拍完後就不知道去哪裡去了。”
據聞海介紹，直到1997年，日本松下公司推出手持式數位錄影機(DV)，中國紀錄片的發展進入到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其使用上的便利性，以及價格較為親民等優點，讓一般人都能擁有這項拍攝工具，致使拍攝紀錄片不再只是專業院校人士的專利。
另外，1990年代末期，大量盜版光碟的出現，讓很多在電影學院看不到的內容得以看見，導演們觀看其他人的原作，一方面促成“自學電影”變成可能，另一方面也擴大了中國導演的視野。他們發現，原來拍紀錄片不只是跑到新疆去拍攝山水風光，而是要揭露真實面向。
據聞海介紹，到了2001年，中國的獨立紀錄片電影節出現，建立起導演和中國國內觀眾的交流平台，讓導演終於可以不必拍完片子偷偷運到國外參加電影節放映，而是在本國就能公開放映。
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聞海認為，DV的出現、盜版光碟的盛行，以及獨立電影在本國的放映交流，促成更多人投入獨立紀錄片的拍攝。至此，中國獨立紀錄片從學習拍攝電影、製作到交流等各個環節，可以獨立於政府體制之外，不需要藉助官方資源而獨自運行。
聞海說：“（有）這三個條件，你可以自學電影，你可以自己拍，可以自己實踐。電影就是實踐的藝術，拍完後你就自我賦權，那我拍完電影後我有地方放，我就是導演，不是你加入官方電影協會才是導演。”
之後，人們可以看到，中國獨立紀錄片的導演/拍攝者有很多不是電影、電視的專業人才，也不再依附於電視台謀生。他們來自更廣大的社會階層，包括銀行職員、老師、NGO工作者、畫家、維權律師、上訪者、農民以及打工人等。紀錄片是他們表達對社會的觀察、批判以及個人觀念的載體。
從“公共空間”回歸“私人聚落”
聞海表示，1990年代，隨著經濟好轉，他跟很多人一樣都相信中國社會民主自由的一天必然來到，所以他當時拍攝獨立紀錄片並不害怕。
他說：“我到2010年以後開始比較有壓力，包括以前獨立電影節雖然也很難，但多多少少換地方播放變得比較小眾一點，基本上還是存在，但後來連存在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
據聞海回憶，2010年後，中國最重要的獨立紀錄片影展相繼遭到“強拆”。舉辦過五屆的“雲之南”獨立紀錄片展被徹底關閉。北京、南京的獨立紀錄片影展也從公共或半公共的空間，回歸到“私人聚落”和“地下”的狀態。最顯著的事例就是，2014年北京獨立影展開幕前夕，公安把館藏的1500多部電影沒收，成了“沒有電影的電影節”，也是中國影展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聞海表示，目前，中國公開的獨立紀錄片電影節已不復存在，一切好像又回到1990年代。大家只能私下或在家裡播放電影，而且也不敢寫影評互相交流。雖然有些人還是在繼續做紀錄片，政府試圖將他們往體制內“轉換”。
流亡到香港的中國導演應亮表示，紀錄片從來都不是影視主流，從拍攝到推廣、發行向來都非常困難。中國獨立紀錄片跟中國民間社會的發展一樣，在2008年左右達到高峰，不論拍攝的是參與社會運動，還是探索藝術前沿的角色，都走到一個比較令人矚目，且數量和水準都達到頂峰的狀態。
應亮對美國之音記者說：“差不多在2011 、2012年，幾個比較大型持久的獨立影展被政府關停，基本上標誌著紀錄片運動到了一個受到嚴重打擊，用一個評論者叫做張獻民的語言來說，叫'廢墟'的狀態，也就是說比較有名無實，有拍沒有放，或者就算是看到作者在持續做，但數量減低，以及水準也有下降的趨勢。”
應亮認為，2012年至今，中國紀錄片的狀況處於低潮期。有些人士甚至提出，中國紀錄片的年代差不多已經結束了，如同中國更早之前的搖滾運動或是詩歌文學運動一樣，已經成為過去式。針對這種悲觀的評論，應亮回應說：“我是部分同意的，還在觀察中。”
應亮表示，就他所知，中國現在拍攝紀錄片的人越來越少了，其中有些人（雖然人數不是太多）因此失去自由或去坐牢，還有些人離開中國。他說：“這跟紀錄片影展和活動在2012年後的狀況比較相近，就是被打散了，不像原來（是）一個比較團體化的。他們也流散到境外，比較難聚攏跟集中對話了。紀錄片群體也類似於是這樣的狀況，也包括意識部分的分化，這是紀錄片過了一個高峰以後的狀況吧。”
評論：紀錄片應反思、記錄並回應時代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院長郭力昕在接受美國之音記者採訪時表示，紀錄片時常揭露被政府掩蓋的真實，它能起到影響社會、改變社會的作用。
他說：“比如說王久良導演拍的兩部影片，一個是'垃圾圍城'，他拍北京四、五環隨處可見的垃圾堆積掩埋，堆在路邊，他做的這個紀錄，北京市政府後來就馬上改革了北京市處理垃圾的問題，所以他是立刻幫到了一種環境衛生的忙。”
郭力昕表示，如果紀錄片涉及到政治議題，中國政府是不太可能接受的，只要是對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有質疑的導演，都不被容許待在國內，所以導演往往選擇自我放逐與流放。
郭力昕說，雖然物質條件的改變讓紀錄片從美學、題材、發行管道到製作概念都產生革命性的改變，過去被視為專業攝影師的工作，現在人人都可以變成創作者，剪接軟體也變得簡單上手，但工具攝取方便不代表就能組織成一個觀點清楚或是帶動人們認識視野的紀錄片。
郭力昕說，畢竟，紀錄片需要有觀點，要對公共事務有價值，不論哪一種題材，創作者應以紀錄片反映所思所感，記錄並回應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