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延安發表的一篇關于共產黨文藝方針的講話﹐70年後再次受到中國官方熱捧﹐各種紀念活動正在大張旗鼓的進行。不過﹐一些文藝界人士對此感到不解﹐甚至反感。
5月23日是紀念活動的高潮﹐北京舉行了一個座談會﹐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會上發言。當天﹐一個被認為是地道“紅歌會”的大型文藝晚會在京舉行。中國其他地方也相繼舉行了演出活動和藝術展覽。
*文藝為政治服務*
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發表講話﹐提出了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強調要使文藝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份。
這個講話一直被視為中共領導文藝事業的經典文獻。當代藝術家黃銳認為﹐毛澤東當年發表講話和現在紀念這個講話﹐目的是一樣的。
他說﹕“都是從政治政策來出發﹐從政治宣傳來出發的。毛澤東當時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文藝沒有什麼太大關係了﹐文藝所起到的是對政治輔助 的作用﹐其實是傷害文藝主動性的一個很重要的講話。”
黃銳說﹐他是以精神創造為第一目的進行創作的﹐既不會追逐商品市場﹐使藝術淪為“妓女”﹐也不會向毛澤東那樣讓藝術成為政治鬥爭的附庸。
*掌握宣傳陣地*
作家戴晴認為﹐毛是要掌握輿論權和宣傳陣地。
她說﹕“就是毛澤東說的槍桿子﹑筆桿子﹐幹革命靠這兩桿子﹐鞏固政權也要靠這兩桿子。也就是說﹐軍隊牢牢地掌握在黨的手裡的﹐所謂的公共媒體也是牢牢的掌握在黨的手裡。有了這兩條就能夠保證共產黨對這個國家永遠執政。”
當年﹐延安聚集了一大批來自國民黨統治區的知識分子和文藝青年。他們雖然為追隨共產黨而來﹐但是卻對延安的一些事情看不慣。
戴晴說﹕“他們是為了抗日﹐一腔熱血就是到延安去抗日。可是到了這以後，毛澤東就發現了他們的所謂自由主義。那是絕對不可以的﹐於是他就要開展延安整風。”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後﹐共產黨根據地裡出現了一大批歌頌中共和動員民眾參加革命的文藝作品。
*控制精神生活*
1949年以後更是歌功頌德作品紛紛涌現的時期。與此同時﹐那些被認為思想錯誤﹑立場反動的作品屢遭批判。
戴晴說﹐共產黨對於文藝的控制﹐直接違背了創作的自由和尊嚴。
她說﹕“就是精神生活還是在中宣部﹑執政黨手裡管着呢！我說讓你說什麼﹑看什麼戲，只有我通過了你才能看。”
1951年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開啟了中共掌權後用政治批判解決思想問題的先河﹔小說《劉志丹》被誣陷為利用小說反黨的一大發明﹔京劇《海瑞罷官》則被戴上為彭德懷翻案的大帽子。
在摧殘﹑破壞文化的所謂文化大革命中﹐毛終於把中國文藝引入死衚衕。一時間﹐紅歌唱遍全國﹔“高﹑大﹑全”的工農兵形像充斥文藝作品﹔外國名著從市面上全面消失﹔除了毛著﹐全國人民幾乎無書可讀﹔舞台同樣百花凋零﹐出現了“八億人民看八個戲”的尷尬局面。
*慣性使然*
今天﹐人們對文革悲劇依然記憶猶新。因此﹐當官方高調紀念毛講話70週年的時候﹐特別是聯想到最近落馬的前高官薄熙來在重慶大唱紅歌的做法﹐有人不禁發出這樣的疑問﹕難道文革那一套又要捲土重來嗎﹖
作家梁曉聲認為﹐不會。他說﹐當年聽過毛澤東講話的一些老同志仍然健在﹐現在舉辦紀念活動是慣性使然﹐紀念完也就過去了。
他說﹕“並不意味着通過這個紀念，我們又要所有的文藝工作者都要學習五二三(毛的講話)﹐整個文藝納入到五二三的路線上。它也不太可能啊﹐或者是根本不可能。要是這樣舉的話，也很荒唐的﹐也不是一種進步啊！”
就連《人民日報》的一篇紀念毛講話的文章也承認﹐因為歷史條件的局限和時代任務的轉換﹐其中的一些觀點和論述已經不適用于今天。
*不能再搞文藝工具論*
梁曉聲說﹐毛講的是文藝和階級鬥爭﹑民族鬥爭的關係﹐其主要思想是文藝工具論。現在﹐情況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
他說﹕“工農兵的情況也不一樣。當時的農民認識字的也不多﹐今天我們說的農民工兄弟姐妹﹐他們有的都是高中生。他們在進城之後，通過網絡﹑通過電視﹐他們對文藝觀看的願望和他們觀看的心理都不一樣了﹐恰恰是電視裡面那些古裝片，那些很商業的劇目﹐他們在看啊！”
梁曉聲強調﹐應該創造一個更為寬鬆的文藝氛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