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調研報告確認﹐中國農民工子女---無論是跟父母進入城市的﹐還是隨爺爺奶奶留守農村的---在義務教育方面都存在嚴重問題。
楊勤在農民工子女學校當了10年校長。他萬萬沒有想到﹐2011年﹐鄉政府一紙命令就把他任職的北京市朝陽區東壩實驗學校關了。
*學校關閉 說砍就砍*
談起這件事﹐楊勤非常傷心。
他說﹕“學生1328人﹐教職工46人﹐佔地面積13畝﹐ 32個教室。這麼大規模的學校﹐說砍就砍了。”
當時﹐包括5個外國媒體在內的26家媒體對此表示關注﹐但學校還是未能保住。
楊勤的遭遇並不是孤立的。東壩實驗學校只是當時在城市化進程中面臨拆遷的24所北京打工子弟學校之一。
北京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的調查發現﹐近年來﹐北京市農民工子女學校數量銳減﹐已經從最初的500餘所減少到現在的100所左右。
傳知行研究所去年對北京﹑上海﹑深圳﹑合肥等市以及河南﹑安徽兩省農村地區的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問題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調查研究。
楊勤校長在傳知行舉辦的一個座談會上說﹐東壩實驗學校能維持十年非常不易。有一次﹐一年裡就搬了三次家。他說﹐學校被取締後﹐有些學生不願意分流。
他說﹕“你們不知道﹐當時防暴隊的﹑派出所的警車幾輛都開到學校操場上去了。家長也急了﹐後來把大門都給鎖住了。”
*公辦門檻高 教育受歧視*
按照規定﹐農民工子女的義務教育應以公辦學校解決為主。可是﹐傳知行的調研報告說﹐一些城市只對農民工子女有限開放公辦學校資源﹐而且對他們入學設置種種刁難性條件﹐如繳納贊助費﹑捐款等﹐使他們根本無法入讀。
報告撰寫人之一任星輝以北京為例指出﹐總體來說﹐要進入公辦學校的話﹐“第一個就是入學條件苛刻﹐手續繁瑣﹐還有就是同校不同待遇﹐即使進去也不意味着跟北京本地的學生在一個課堂上﹐有一些是前後院安置﹐甚至把農民工子女單獨編班。學校給農民工子女上課的老師質量總體下降。”
調研報告說﹐對於公辦學校之外的其他辦學形式﹐一些城市採取限制態度﹐還阻止社會自身去尋找出路﹐致使民辦教育和自救性質的農民工子女學校得不到發展。
也有些城市放開辦學管制﹐讓市場化運作的民辦學校來解決問題。報告說﹐這種做法雖然能夠通過付費購買合格的教育﹐但是卻把義務教育的開支轉嫁給了農民工家庭。
任星輝說﹐深圳民辦學校承擔着40%以上的中小學教育任務﹐它們所提供的教育質量可以跟公辦學校相比。
*教育收費高 民工難承受*
他說﹕“但是有一點﹐他們這種辦學是一種投資行為﹐跟辦企業沒有太多區別。......收費比較高﹐每年學費大概要3000塊錢﹐還有校車費用﹐一年差不多是4000多﹐這對農民工來說不是一筆很小的費用。”
他說﹐在合肥市﹐公辦學校以各種方式收取贊助費﹐差一點的學校要3000塊錢﹐好一點兒的要10000元以上。農民工子女學校條件雖差﹐但收費少﹐從400元到800元不等。因此﹐很多農民工寧願把孩子送到打工子弟學校。
對於農村留守兒童來說﹐情況也不樂觀。任星輝說﹐從2000年到2009年﹐ 中國學生數量減少了2900萬﹐教學點撤銷了10萬所﹐減少59%。
由於撤點併校以及城鄉教育資源分佈不均﹐農村兒童面臨無法就近入學或者就近無好學校可上的問題。而遠距離上學又造成上下學交通問題和寄宿生的照料及餐飲問題。
在中國﹐由於父母外出打工而留守農村的兒童﹐數量在5800萬人以上﹐與此同時﹐還有至少2000多萬流動兒童。
*義務教育權未受平等保護*
傳知行研究所的報告認為﹐無論流入城市的還是留守農村的農民工子女﹐他們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都沒有得到平等的保護。
不過報告說﹐在幾個城市裡﹐上海做得比較好。上海在城鄉結合部新建了一批學校來接納流動兒童﹐並基本實現了免費義務教育的全面覆蓋。
參加座談的北京師範大學教授袁連生表示﹕“北京不但沒有新增學校﹐而且還關掉不少公辦學校﹐對農民工的學校投入也很少﹐打壓比較多。北京和上海的差異還是比較大的。”
報告說﹐義務教育是一種面向所有適齡兒童的公共服務﹐而不是附加在戶籍之上的地域特權。
報告呼籲落實法律的平等保護﹐消除對農民工及所有移民的制度性歧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