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賴喇嘛表示，漢藏民族有一千年以上的友好關係，但中共執政之後卻變質了：
達賴喇嘛說：“在共產黨剛執政，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之初，1954到1955年期間，特別是我到北京參訪的時候，兩個民族之間有著互相信任，以及志同道合的關係。”
達賴喇嘛說，當時他學習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國際主義等，還曾經有意加入共產黨，而這些理論的確也對他有所幫助。很可惜的，之後中國境內漢人所獲得有關西藏以及有關他的資訊，都是中國政府單方面提供的，使得漢人對他產生諸多誤解。
*自由的中國人民解決中國問題*
達賴喇嘛相信中國人民擁有分辨是非善惡的智慧，所以中國當局應該放手，讓新聞自由，讓所有正面、負面資訊都自由流通，讓中國人民自己決定。
他認為，當今的共產黨走得就是資本主義的道路。貧富差距，貪污腐敗情況嚴重。而這些所有的困難，只有一個辦法能解決：
達賴喇嘛說：“中國人民的困難，只能由中國人民解決，無法由人民之外的辦法解除。全世界屬於全世界人民，同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應該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而不是屬於任何一個領導人。”
達賴喇嘛問，中共成立之初，有許多勞動人民支持它，但如果現在舉辦自由選舉，會是甚麼樣的人支持共產黨呢？
*早在西藏進行民主改革，卻遭中共阻擾*
達賴喇嘛談到他民主思想的啟蒙。他說，佛教當中追求的”解脫”，在他心中種下了自由的理念。而成長過程中他看到西藏社會制度下的不公正，所以想要改革：
達賴喇嘛說：“我在13、14歲的時候，就看到當時西藏社會，以及西藏政府的一些執政方式，我覺得是不公正的，特別是對一般的平民，他們的權益，沒有得到真正的保障。”
1950年，達賴喇嘛16歲的時候，承擔西藏政治改革的責任，而在1952年的時候，成立了西藏改革委員會，進行政治改革，但改革卻遭到中共阻擋，被迫中斷。
達賴喇嘛說：“當時中共在西藏的工委，對我們改革的方法和出路不接受。中共在西藏工委的疑慮和恐懼是因為，他們認為西藏的改革一定要跟中國內地的改革一樣，如果西藏自行改革，會變成中國改革的阻礙。”
*民主種子發芽，退休水到渠成*
達賴喇嘛說，在1954年他到北京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當中他看到人代們死氣沉沉，要表決時才被叫醒投票。而之後他參觀印度的國會，發現國會議員研討國家政策，也批評政府、批評當時的尼赫魯總理（Jawaharlal Nehru），不但討論熱烈，並且神態自信。這使達賴喇嘛看到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的重要，更加堅定要實施民主改革。
流亡到印度之後，達賴喇嘛便開始在流亡政府當中進行民主化，但因為流亡之始，百廢待興，挑戰不斷，所以一直到了2001年，才得以實施直接的民主選舉。
達賴喇嘛說，流亡的西藏政府在艱困中花了50年的光陰才得以民主化，已經發達的中國，也應該放手讓民主漸漸地，慢慢地發展，尤其中國領導人如胡錦濤等，自己也提倡民主化。他認為要開放言論自由、媒體自由，民主化才有可能，他呼籲中共釋出政治權力：
他說：“我個人年紀大了，退休了，中國共產黨年紀也大了，慢慢退休的話，可能是最好的辦法。”
*未來道路：追隨佛陀，遵循中道*
即將在8月8號上任的新任“噶倫赤巴”（西藏總理）洛桑森格（Lobsang Sangay）針對美國之音記者提出的“達賴喇嘛與西藏流亡政府目前奉行的‘中道’，也就是不追求獨立的路線。然而在民主政治原則下還是要隨民意施政。而有不同於中道的路線的民意出現，他將如何看待”的問題﹐回答說，
洛桑森格說：“在本次選舉當中，我的政見就是中間道路。而人民投票給我的原因，也是因為我將延續中道的政策。如果在未來，人民改變了他們的看法，或他們投給其他人，而那個人想實施中間道路以外的政策，我想那是個假設性的問題，到那時候我們再來決定該怎麼做。但最終還是由人民決定，該走哪條道路。”
達賴喇嘛也認同，在民主政體下，人民的決定才是最後的決定，不過他也說目前他所接觸的藏人與漢人，大部分都是支持中道原則的。他說他可以理解追求西藏獨立的藏青會的心情，提出獨立也是他們的權力，但他呼籲以宏觀角度來看未來：
達賴喇嘛說：“我們面對的不是過去的歷史，我們面對的是未來。當我們面對未來的時候，我們要了解到世界的變化。未來我們所爭取的權益，不是說你死我亡，而應該是個雙贏的局面，這種雙贏局面是可以產生的，大多數人可以接受的。”
達賴喇嘛說，在過去十年，他已經呈現半退休狀態，由民主選舉出來的首長負擔政治責任。在今年3月正式退休之後，就只是一個僧侶，這輩子不再涉足政治，一生追隨佛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