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培瑞教授在最先以英文形式發表在香港[信報]博客上的文章裡﹐提到了他的父親和母親。他說﹐父親是一位激進的左派教授﹐30年代的時候﹐就曾帶著學生去(前)蘇聯參觀訪問﹐後來﹐他又崇拜毛澤東。而母親﹐是一位熱愛土地和大自然﹑ 淳樸﹑實在的人。
林培瑞說﹐除了父親對他的影響以外﹐他本人積極參加了美國國內60年代末﹑70年代初反對越戰的學生運動。所有這些﹐他說﹐都讓他對社會主義中國抱有極大的希望。還曾經在香港購買了四卷毛選﹐而且為了把這幾本書安全帶回“美帝國主義”的領土﹐他還特意把書的封皮都撕掉了。
1973年﹐他和另外幾個美國人以“友好人士”的身份﹐獲准到中國進行為期四個星期的訪問﹐去到了廣州﹑上海﹑蘇州﹑西安﹑延安﹑北京和唐山。
在延安的時候﹐他回憶說﹐“我們四個‘老外’登上一輛公交車以後﹐司機一聲大喊‘外賓!’四位本來坐著的乘客馬上站起來﹐主動把他們的位子讓給我們。我旁邊本來坐著的一位老者﹐也站起來﹐把他的位子讓給我﹔但是我感覺﹐他並不是很情願這麼做。我說﹕“您請坐吧!”但是﹐他什麼話也沒說﹐繼續站在那裡。我感到很尷尬﹐也繼續站著。汽車上人很多﹐甚至有些擁擠﹐但是﹐一直到下車﹐那個位子就那麼空著。”
**領導工作忙﹐特權睡軟臥**
後來﹐在乘坐火車的時候﹐他發現﹐他們幾個“老外”都是睡軟臥﹐而其他大多數人都是硬座。他說﹐“我當時腦子裡社會主義的原則性還很強﹐我問導遊﹐‘為甚麼要有軟臥呢﹖除了我們以外﹐還有誰坐軟臥﹖’導遊的回答是﹕‘領導。’‘為甚麼領導要睡軟臥﹖’‘領導工作繁忙﹐負擔很重﹐需要軟臥。’”
林培瑞事後說﹐當時不明白自己提的問題很傻。
這件事﹐讓他腦子裡原先那種沒有任何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印象﹐開始模糊了。
到了上海﹐林培瑞在一家小商店裡看到一把高粱杆兒做的掃帚﹐手工﹑自然﹐他覺得把這把掃帚買下﹐帶回美國﹐送給母親做禮物﹐她一定會喜歡﹐甚至可能還會掛在牆上當擺飾。
不過﹐被隨行的導遊看到以後﹐麻煩就來了。在回到旅店的路上﹐導遊問他﹕“你母親難道不喜歡絲綢麼﹖中國有很多絲綢﹐中國還有玉彫﹐有景泰蘭﹐你為甚麼單單要挑一把掃帚給你母親﹐以它來代表中國呢﹖”
**掃帚作禮品‘看不起中國’**
林培瑞說﹐“聽了導遊的這一番話﹐我開始意識到﹐在導遊看來﹐我為母親買掃帚帶回美國作禮品﹐是一件對中國‘不友好’的舉動﹐這麼做﹐是在說﹐我和我母親打心眼裡‘看不起中國’。”
讓林培瑞深思的是﹐這個導遊﹐在他的內心深處﹐是否真地尊重勞動人民﹑尊重那些拿掃帚幹活的人呢﹖“他更希望我為我母親買絲綢帶回去﹐是不是因為在他看來﹐在美國這樣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裡﹐人們更加尊重絲綢﹑而不是掃帚呢﹖再或許﹐他是不是生活在一種謊言裡﹐那就是﹐人們都假裝掃帚比絲綢更加有價值﹑但是心裡並不這麼想呢﹖”
在西安的時候﹐他們一行被一群孩子圍住﹐而且孩子似乎比大人更願意對話。但是﹐讓他吃驚的是﹐當被問到“你長大想要做甚麼﹖”這個問題時﹐所有的孩子的回答都是一樣的﹐那就是﹕“我要到最艱苦的地方為人民服務!”
林培瑞在回憶中寫到﹐“1973年以後﹐多年來﹐許許多多的事讓我意識到﹐我在1960年代後期和1970年代早期﹐那時候對毛澤東領導下的“社會主義”的認識﹐是多麼地膚淺﹐多麼地錯誤。但是有一點﹐讓我搞不懂的是﹐那些和我一道﹑同屬60年代左翼青年的那些人裡﹐有一部分﹐至今還不願承認自己當年的判斷是錯的。為甚麼呢﹖有甚麼不好意思﹑或者說是要感到難堪的嗎﹖”
他說﹐“我們當年很幼稚﹐相信了一些謊言﹐這都是事實﹐但是我們並不是謊言的編織者。難道不是那些謊言的編織者應該感到難堪嗎﹖
另外﹐我並不認為多年來我在信仰上有任何的改變。在60年代後期﹐我崇拜毛﹐因為我嚮往的是和平﹑自由﹑公正﹑真理﹑一個包括弱勢群體在內﹑人人機會均等的社會。今天﹐我憎惡毛以及他的所作所為﹔為什麼﹖只因為我依然嚮往和平﹑自由﹑公正﹑真理﹑一個包括弱勢群體在內﹑人人機會均等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