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中國上海的鄭煌是草根NGO---“性工作者網絡”的負責人。鄭煌表示﹐中國的“男-男”性關係者在愛滋病防治領域享有比較自由和寬鬆的工作環境﹐而性工作者是愛滋病防控的薄弱環節﹐也是弱勢群體﹐應該得到社會更多的關注。
鄭煌表示﹐“在中國做性工作者是非常困難的。第一﹐他們與‘同志’(主要指男-男性關係) 不同﹐‘同志’在中國不處於違法的狀態﹐但是性工作者處於違法狀態。中國的‘同志’越來越多地站出來為自己的權益呼喊﹐最重要的前提就是這一點。我們非常少看到性工作者站出來﹐就是因為性工作者在中國是非法的。若讓性工作者自己站出來吶喊﹐真的是非常困難。”
中國參加這次愛滋病大會的代表中就有曾經是性工作者的NGO組織代表﹐雖然她們已經站出來成立了為性工作者維權的組織﹐但是她們仍然婉拒了記者的採訪。
鄭煌負責的“性工作者網絡” 由中國十多家草根性工作者權益團體組成。鄭煌說﹐他希望能夠通過這個平台﹐使這些草根權益機構能夠更好地發展﹐希望有更多的性工作者能夠成立NGO﹐為性工作者的權益呼喊。
早在幾年前﹐中國的社會學家李銀河博士向政府提出建議﹐認為中國應該使性工作者非罪化。她的建議在中國雖然遭到許多非議﹐但是許多愛滋病防控領域的宣導人士支持李銀河博士的觀點。
性工作者網絡的鄭煌說﹕“假如說﹐性工作者在從事性工作的時候遭到搶劫和敲詐﹐她能夠很主動地去報警。因為他們不會擔心因為自己性工作者的身份而被抓。”
袁文莉是來自河南的NGO代表﹐她擔任女性抗愛滋網絡的秘書長。袁文莉認為﹐要扭轉全球愛滋病疫情的局面﹐必須有女性的積極參與。
“在全世界﹐女性愛滋病毒感染者的比例越來越高﹐但是女性對愛滋病防治參與的程度還沒有象男性那樣強。所以我希望在扭轉愛滋病疫情局勢的行動中﹐更多的女性參與進來。”
“女性抗愛滋網絡”是中國最大的受愛滋病影響婦女兒童的權益團體。2005年﹐因為自己的兒子在醫院輸血感染愛滋病毒﹐袁文莉成立了一個權益組織﹐為感染愛滋病毒的婦女兒童爭取和維護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