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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以華為案作交易將遭反彈


美中兩國代表團2019年1月30日在華盛頓舉行會談。
美中兩國代表團2019年1月30日在華盛頓舉行會談。

中國電信設備公司華為高官孟晚舟引渡聽證將於本星期舉行。美中兩國元首最後敲定雙邊貿易協定的峰會也定於3月27日在馬拉阿哥舉行。有美國專家認為,習近平肯定會在峰會上提出華為案,而特朗普總統如何回應將使他面臨比半年前解決中興公司案更為棘手的局面。

華為案罰款了事?

曾擔任美國代理副貿易代表的溫蒂•卡特勒(Wendy Cutler)說:“首先,反對特朗普政府使用應對中興公司(ZTE)的辦法來解決華為問題的聲浪已經出現。如果特朗普真的用華為換取貿易協定將會遭國會強烈反彈。”

去年5月,特朗普總統在與習近平通電話後宣佈,將幫助因受美國禁止出口零部件而處於困境中的中興公司“迅速恢復業務”。

卡特勒表示:把司法問題跟貿易問題分開是重要原則。“特朗普政府在任何美中貿易問題中總是談論執法的重要性,同樣理由也應適用于對華為問題的執法。因此,問題並沒有解決。但我認為如果政府或特朗普此時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出任何靈活性,他們將面臨強烈反彈。”

2月23日,正當美國輿論預計總統會簽署全面禁止中國電信設備進入美國移動通信網路的行政命令的時候,特朗普總統發推說,他希望美國通過競爭勝出,而不是把目前更為先進的技術擋在外面。有國際媒體解讀,特朗普似乎表明他不願意簽署全面禁止華為的政令,以便推進美中達成貿易協定。

香港金融服務公司藝豪研究諮詢機構負責人葛藝豪表示,雖然美國政府插手孟晚舟案會非常冒險,但仍有可能“就對華為的制裁或控制採取某種策略、達成某種不公開的協定,讓華為為某種制裁或盜竊智慧財產權指控支付某種罰款,以達成和解。”

但他同時認為,華為案將會持續一段時間,“因為在美國,許多人基於國家安全理由認為華為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了重大威脅。因此,他們會抗拒任何對華為的妥協。”

葛藝豪(Arthur R. Kroeber)是最近美國兩家智庫紐約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和加大聖地牙哥分校全球政策和策略學院21世紀中國中心發佈的美國對華政策研究報告《路線修正》(Course Correction)的經濟部分的主要撰寫人之一。

他認為,“特習會”產生的美中貿易協定最後不可能以“美國贏、中國輸”的姿態出現,因為“這將使習近平回去難以向他的同事們交代“。葛藝豪認為,儘管習近平會要求特朗普在華為案子上表現出一些鬆動,但中國最終得到的東西可能是特朗普做出逐步減少加征關稅的某種安排,“這樣習近平回去就可以說,我們面臨美國加征關稅,現在雖然不能一次性取消,但我們獲得了逐步減少的明確途徑,貿易問題基本上解決了。”

美中貿易談判的4個領域

曾經代表奧巴馬政府參加TPP談判的卡特勒表示,美中貿易談判包括4個方面,採購清單、市場准入、結構性改革和執行機制。“如果中國僅僅表示要購買更多美國產品,當然值得歡迎,但並不能解決雙方間存在的根本問題,毫無疑問,第三和第四個領域被證明是最難以取得進展的。”

卡特勒指出,結構性改革中最顯著成果將是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和執行機制,“原因之一是中國本身也需要智慧財產權保護機制。你會看到更多執行措施,看到在《專利法》和《貿易保密法》方面的更多動作。”

卡特勒說,中國正在召開兩會和其它一些重要會議。中方可能會就美方提出的結構性改革要求,主動利用這些會議宣佈一些改革措施,以顯示這並非因為美方的壓力。

卡特勒表示,“強迫技術轉讓”是談判中進展最為緩慢的問題。美國要求中方停止這種做法,她認為,“雙方至少可以就投資或合資條件中不能提出與中方分享技術的要求達成一致。”

卡特勒表示,國企補貼也是個困難問題。但“至少可以就透明達成共識,讓美方瞭解在哪些領域有補貼,並在紙面上同意美國公司也可以參與這些補貼項目,但總體不會看到顯著進展。”

卡特勒說,在執行機制上,美國會保留單方面針對中國採取行動的權利。

形成美國對華政策的4股力量

葛藝豪表示,美國在形成對華政策方面,尤其是在注重戰略競爭對手方面,有4股力量在起作用:第一,國家安全建制派。他們強調中國在地緣政治和軍事上對美國的威脅,關切中國快速提升的高科技,要遏制中國的高科技,尤其有軍事用途的半導體和人工智慧技術,認為美國的政策應該盡可能地圍堵中國的高科技發展,以確保美國在高科技領域的領導地位。

第二,貿易強硬派,以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為代表,認為中國的發展模式對美國工業基礎造成巨大問題,強迫技術轉讓、盜竊智慧財產權、對國企補貼。因此美國需要迫使中國改變其與美國做生意的模式,以使其更符合由美國及其盟國創立的傳統遊戲規則,他們的重點是要中國做出長遠的經濟結構性改革。

第三股力量是以財政部長努欽為代表的商界勢力,極為關注美國公司對中國市場的准入,這與結構性改革有聯繫,認為中國的政策導致美國公司需要付出更高代價進入中國市場,或者根本進不去。但其動機是最大化美國公司在中國做生意的能力。

葛藝豪表示,國安建制派和貿易強硬派從某種程度上並不鼓勵美國公司到中國做生意,“他們有著某種脫鉤議程(decoupling agenda)。他們的邏輯是對中國進行大規模投資和接觸也許對美國的跨國公司有好處,但對美國的工人和經濟未必。”

第四股力量是特朗普總統本人。葛藝豪說:“在意識形態上,他並不屬於以上任何一派,他更關心的是自己的政治優勢。”

特習都迫切希望協議達成

葛藝豪認為,特朗普和習近平現在都有著迫切達成美中貿易協定的各自原因,“特朗普需要現在就與中國達成協議,在國內他有很多麻煩,他需要贏,他需要顯示他對中國的施壓取得了具體成果,過去幾周我們看到他不斷說我們需要協定,現在就需要,我不能等到所有結構性問題都解決,我接受我們現在能取得的進展。”

習近平有著同樣急於達成協議的動機,葛藝豪說:“中國經濟放緩,主要不是因為貿易,而是因為國內問題。所有分析顯示上半年很困難,下半年會好一些。因為現在允許信用流動更為自由。從習近平的角度,達成協議非常棒,沒有新一輪關稅壓力,可以給予他一些空間來解決國內的經濟問題,等到年底中國經濟有所好轉,可以讓他在與美談判中有更強的地位。”

“所以現在特朗普和習近平都有很強的政治意願來達成美中貿易協定,放棄一些東西,以達成協議,換回一些時間。”葛藝豪補充說。

但卡特勒認為,“未來幾個周內,在由特朗普總統最後拍板的情況下,任何不可預見的發展都不能排除。”

以上兩位專家的評論出自今天紐約亞洲協會舉行的“美中貿易:達成還是打不成協定?”的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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