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在香港理工大學發生的5個多月來最激烈的警民衝突以及隨後警方十多天的圍困，是反修例運動的一個里程碑，直接激發了美國國會參議院最終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儘管事件最終和平結束，但1300多人被警方登記或拘捕，其中包括一位堅守多天的被外界稱為“暴徒廚師”的中年男子。他的故事記錄了一位港人在追求自由民主中的個人掙扎。
記者11月22日第二次進入自11月17日被警方圍困得水洩不通的理工大學的校園時，這裡最初的1300多示威者已經多數走出去被警方登記或拘捕，或試圖以各種方式衝出去時被抓，堅持留守的不到百人。留守者多數囤積好食物藏起來，記者全天只見到不到20人到“抗爭飯堂”美食坊吃東西或尋找食物和飲水。
一位手拿湯勺，戴帽子的男子和別人聊天，不時叫零星進來的年輕人快吃擺放在一張台子上的東西。他同時提醒記者不要在食堂內亂拍，如果要拍，先徵求示威者的同意。他走出飯堂出去巡視都會披上一面美國國旗，或將旗子綁在腰間。
經過多個小時的接觸，記者了解到，這位39歲施先生來到理大後連日來為抗爭者準備膳食。他對記者表示，他沒有去前線抗爭，這麼多人需要吃飯，作為廚師做飯是他的天職，只要還有人需要他，他就會留在理大。
施先生告訴記者，他曾積極參與2014年港人爭取特首真普選的雨傘革命。但運動失敗後，他對前途感到絕望，患上憂鬱症，與家人鬧翻，被報警，坐過監。
他說：“6月的時候我還沒有留意（反送中），因為我在depressed，憂鬱，好幾年。上次我們抗爭，沒有堅持，放棄了，然後失敗了。怎麼樣了，失敗以後，然後depressed，開始就沒有力量。然後再有人關心，然後再站起來，就覺得想要做點事情。那時候嘗試用自己的方法試一試，不成功。人家都當你是瘋子，連我的家人都當我是瘋子，覺得我是為了利益。沒有人覺得你是為了理想，沒有人認同你。他們，這個瘋子，在亂來，在亂七八搞。最後所有的親戚不管我、不理我，覺得我是瘋子。我的兄弟姐妹報警，讓警察抓我，坐牢。可厲害了。”
施先生接著表示，他幾次試圖從抑鬱中掙扎出來，最後為了不連累心愛的妻子，他要求離婚。
他說：“上次雨傘，我depressed，我就尋死呀，覺得自己沒用呀，自殺。還好，我自己殺不死自己。對自己失望，就是覺得自己沒用。我沒有怪別人，就覺得自己沒用。但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覺得不放棄。我覺得我自己沒有錯呀。我自己的信念呀，我要做我自己相信的事。我要放棄所有的東西。我結婚10年了，我的妻子完全沒有一點點不好。我要趕她走。她好到我們離婚她還要找我，就要跟我一起。我都要她走，我覺得我堅持不了我對她的承諾。我就動搖了，整個世界就崩潰了。”
他說，他這一代人在雨傘運動中的失敗，害得現在十多歲的學生和年輕人要付出更大的犧牲來守護香港僅存的自由。
他說：“我們沒有頂住，放棄了。放棄的結果就是現在我看到12歲的小孩，全身裝備。我看到他們睡覺的時候不肯脫掉這身裝備，鞋子不敢脫。他們鞋子、襪子都是藍色水，都是催淚水。那是什麼水呀，碰到一點點就刺痛。他們不敢脫，他們要逃跑。12歲，全身裝備，他們。那時候我在憂鬱症，那時候我看新聞，我的眼淚一直不停地流。我每次看，每次都流淚。都是我害他們的，都是我害他們的。”
施先生表示，反修例抗爭，眼見大批未成年的孩子都身穿裝備上陣，感到不能再躲在年輕人的身後，他也有責任走上街頭，盡自己之力。這次來到理工大學，更是要以自己的手藝為被政府貼上“暴徒”標籤的抗爭者做飯，也對“暴徒廚師”的稱號很自豪。
他表示，許多時候他身披美國國旗是認同美國自由和民主的理念，而美國總統特朗普如果能將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簽署成為法律，則對港人是很大的精神和道義支持。
他說：“這是肯定的，肯定的，因為每天我在做事的時候身上披著美國旗，為了是什麼呢？不知道大家怎麼認為，但是覺得，國旗是什麼。我覺得國旗不只是一個國家的表徵，其實是一個信念。美國立國的信念，應該就是自由吧。這個國旗在我身上，我把他們的信念放在身上，然後我抱持這個信念所做的事，他們覺得我為了自由而奮鬥。他們覺得對的話，他們應該要支持這種人呀。如果不支持，就是信念不同。”
11月22日當晚，施先生在飯堂內與一位“黑衣人”爭吵，幾近動手，他指責此人身上有把刀，進來飯堂會嚇得其他人不敢來吃東西。他事後向記者解釋，曾覺得此人令人懷疑。
當天午夜前接換記者再次進入理大校園的美國之音粵語組特約記者湯惠芸11月23日報導，下午3點前，又稱“廚房佬”的施先生帶領多名記者到飯堂拍攝，懷疑有便衣警潛入校園，故意將疑似防暴警察使用的護甲、頭盔，甚至製作氣油彈的材料放在飯堂。此後，施先生情緒激動，精神狀態開始出現不穩。下午約4點，他經一位人稱“袁師母”的教會人員勸說，同意離開理大，並在教會人員陪同下經警方登記後被送上救護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