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影視產業近年來日益排外，除了越來越不歡迎歐美影業的創意外，在創作內容上也自我受限，這讓不少想發掘華人故事的全球影業來說，徒增了許多到中國拍片的難度。不過，中國的封閉卻讓台灣影業受惠，因為不少全球影視創作者相中台灣影視圈的開放和自由，輾轉來台灣尋找題材，而台灣也趁勢對外敞開大門，吸引國際創作者跨境合作，以製作吸引全世界目光的亞洲華人故事。
中國的影視業近年來在內容創作上越來越迎合中國觀眾，除了傾向為當權者服務，以說好中國“主旋律”故事外，也對歐美影業的創意與內容越來越排擠，例如，國際影視流媒體Netflix和Disney+至今都無法進入中國提供服務。
不過，中國的影業在2020年首次取代了美國的荷里活，成為全球票房收入最高的市場。
盤點2020年全球十大票房最高的電影中，有四部來自中國，但綜觀其內容取向，說的都是給中國觀眾看的內地故事，國際吸引力薄弱。至於今年中國票房收入最高的電影則是“長津湖”，這是一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的獻禮片，與“中國醫生”和“無名”並列為“中國勝利三部曲”。該片描寫了解放軍於1950年底與美軍在朝鮮半島的一次對決，但外界都將其視為旨在煽動中國人民族主義情緒的政治宣傳片。
而外國電影也越來越難打進中國市場，例如，美國漫威電影《尚氣》首拍華人英雄，卻引來中國觀眾“辱華”罵聲，不難看出，中國在影視內容上有越來越排外的趨勢。
中國樣板戲捲土重來
對此，從事電影業10年，曾為中國頂流級藝人寫偶像劇的台灣籍林姓編劇以“封閉”來形容中國現在的影視環境。因議題敏感不願透露姓名的她還呼籲，台灣影視業應趁勢與中國復辟的樣板戲切割。
這位編劇告訴美國之音：“我覺得，台灣現在是一個好機會跟中國的戲更加切割開來，因為他們(中國)現在越來越封閉，短期之內，觀眾可能還沒有太大的感覺，但過三十年後回來看習近平掌權這幾年時間的電影作品，絕對會是個非常奇怪的時期，就與中國在文革時期，制拍所謂的'進步電影'一樣，都拍樣板戲，現在等於是這個樣板戲又再來一遍。”
林姓編劇目前正和長期橫跨兩岸的知名導演合作新劇。她說，這幾年兩岸關係惡化對台灣影視業的衝擊也很大。例如演員兼製作人林心如於2018年推出台劇“我的男孩”，但因獲得台灣文化部補助新台幣2000萬元，被中國網友檢舉為“台獨”，在部分中國市場慘遭下架。對此，林姓編劇說，兩岸政治分歧讓藝人深陷風暴的事未來只會更多。
台灣影視趁勢崛起？
在中國對外關係緊張，國內影視內需市場也夠大的前提下，中國產製的電影越來越面向國內觀眾，無法引起國際共鳴。這是否讓同樣講華語的台灣有了異軍突起向國際影視市場進軍的機會呢？
台灣第一個專營多元性別影視內容的全球化流媒體“GagaOOLala”自2017年開台以來，觸角已遍及東南亞、歐美和中東等215個國家和地區，目前該平台最多的付費會員來自美國，而成長最快速的區域則是西歐。GagaOOLala無疑是亞洲產製內容受到國際青睞的最佳代表。該平台執行長林志傑表示，GagaOOLala正是因中國對相關內容祭出禁令後，趁勢崛起的新秀。
林志傑告訴美國之音：“在中國有非常多的一些，像中國華語的故事，會是一種禁忌，沒有辦法講，就是穿越時空、宗教，這種類型的東西幾乎在中國都不太可行。就像之前，《永恆族》導演趙(趙婷)針對文化大革命講了一句話，那整個計劃就毀了。我覺得，越來越多投資方或是媒體，也不太敢大量地投資在中國的市場，那導致一些原本可能要在中國拍的故事，現在移到台灣。”
林志傑說，近期入圍法國戛納影展、由台籍演員柯震東主演的華語片“金錢男孩”就是一例，因為該片內容涉及同志性工作者，原本預計要赴中國拍攝，但因為中國審查嚴格同性戀議題，導致無人敢參與，最後全片移師台灣製作。
林志傑表示，OTT影音流媒體崛起後，台灣多元的創作環境在全球影視圈快速崛起。
林志傑說：“比較符合中國以外需求的華語國家就是台灣，所以我覺得的確包含像Disney+，之前的HBO，Netflix，還有包含像韓國的CJ等等的(平台)，都更頻繁地來台灣，跟台灣的導演、製作公司，做更多的三方合作或是跨國合作。”
文策院振興文創產業
位於台北的文化內容策進院（簡稱文策院）於2019年成立，是一個為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而創立的法人機構。有別於文化部補助藝文的方式，文策院聚焦在文化內容產業的投融資，以國發基金投資帶動民間資金投入，來振興影視市場，並成為文化產業在人才、資金、內容的跨領域整合平台。
文策院董事長丁曉菁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一度有人提出，“如果沒有中國市場，台灣的產業是不是就完了？”丁曉菁認為，中國與台灣的文化差異大，認同的價值觀也不同，僅有語言相通，這其實有助於台灣擴展市場。
丁曉菁說：“包括好萊塢、台灣或是其他國家進到中國市場的困難，並不是因為他們(中國)的消費者不喜歡多元的內容，而是國家的管制越來越強，從言論自由、表意自由，到市場輸入各種內容的自由都大幅的縮減。這種情況下，對世界各國多少都會一定有影響。”
丁曉菁說，許多專業人才在中國發展所受到的限制越來越多，處境困難。
台灣文化多樣性優勢
在此前提下，台灣有很大的潛力可以向國際的華文市場擴展。文策院就趁勢於2020年推出“國際合作投資項目計劃”，吸引國際製片業來與台灣的創意社群展開跨境合作。該計劃為影視工作室提供獎勵，最多可補助製作預算的30%，或全球營銷成本的30%，每一個計劃案的最高獎勵金可達30萬美元，唯一條件是外國製片要與台灣人才或製作公司合作，或在成品中融入台灣元素。
文策院董事長丁曉菁認為，台灣的多樣性對全世界具有吸引力。以數據佐證，台灣僅佔全球面積的0.02%，物種卻超過5萬種，佔全世界物種的2.6%，這樣的豐富度，是所有國家平均值的100倍。她還說，物種的多樣也造就了台灣文化的多重面貌，以近期的台劇“斯卡羅”為例，每一個台灣原住民的部落都曾是一個王國，各區域部落還曾形成聯邦。之後，漢人移民來台、通婚後又形成新的族群文化，這種多樣性，恰巧給了內容和影視產業創作上最大的取材優勢。
丁曉菁說：“我們有不同的語言、族群、食物的口味。這些生活的各種不同風味，都會讓我們的戲劇作品顯得層次更豐富，更複雜，再加上我們黑暗的歷史命運裡面，每每都充滿了非常非常戲劇性的時刻，所以照理說，我們的創作者，或者是劇作家要寫的故事，從自己土壤長出來的取材，可能就取之不盡了。”
丁曉菁說，在台灣複雜且豐富的文化養份熏陶下，創作者必能創造出獨特的內容。
法國導演洛克維茲（Alain Lewkowicz）曾到台灣拍攝紀錄片“台灣，中國陰影下的民主（Taïwan, une démocratie à l'ombre de la Chine）”，他說他對台灣自由的創作環境，印象深刻。
相較之下，洛克維茲說，他認識一些很有理想抱負的中國籍電影導演，想以紀錄片訴說中國政治、社會的真實現況，但對他們來說，拍攝環境相當困難，就算拍完了，也不可能突破官方限制在中國發布，播映給中國人看。
洛克維茲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正是這種反思自己所處社會的文化和現況，最值得記錄下來。他說，他也看過許多台灣電影，最喜歡的，還是描述台灣日常與貼近文化的電影。
洛克維茲說：“有部電影叫《一一》，是楊德昌導演執導的台灣電影，在第53屆戛納影展拿下最佳導演獎。這部電影討論家庭、世代，以及生存有多不容易。台灣的話，我最想看到這種電影。你是誰？你的日常生活？你的夢想？想要什麼未來？當你試著創作關於自己的社會文化的作品，那是非常迷人的。”
台灣創作者向中國磕頭
台灣籍的林姓編劇指出，國際上雖然認同台灣的自由環境，以及創作不受拘束，尊重差異和包容多元的優勢。但她說，只要台灣業者接下了和中國的合作案，就會忌憚中國市場，而不得不配合中國的信息控制進行自我審查，尤其是那些為了賺人民幣，不惜放棄理念的影視工作者，大有人在。
林姓編劇說：“台灣是華語圈唯一一個“比較”不受言論限制的地方，我必須說'比較'，因為還是有很多主創團隊的人員，在中國發展。即使他在台灣拍戲，也會為了顧及中國市場，會自己嚴格審查，這是非常常見的。他可能某一部戲在中國很紅，那這次在台灣拍，他就會覺得某些東西不能太敏感，某些比較敏感的演員，也無法合作。這絕對有隻看不見的手在那邊。所以我只能說，台灣是'相對之下'比較開放，可是沒有你想像中的，那麼自由。”
台灣影業的國際化展望
林姓編劇說，台灣戲劇要讓世界看見，必須在內容上拉大格局。她說，中國的創作者很會建構世界觀，格局大且故事恢弘，寫鬥爭題材也寫得比台灣人好。但台灣人的強項在細膩的情感，她期待台灣能深化自己的強項。
法國導演洛克維茲則認為，台灣的電影已經相當國際化，尤其深受法國觀眾喜愛。可惜的是，能在國際上嶄露頭角的還是只有像蔡明亮和侯孝賢這樣“前輩級”的導演，台灣的新銳導演還有待拍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台灣電影。
文策院董事長丁曉菁則表示，流媒體盛行的時代，全世界影視已經突破地區的疆界，市場龐大且自由度前所未見。她認為，台灣應該比照韓國的成功模式，將台灣制的內容產業和品牌推向國際。
丁曉菁說：“台灣近幾年政策上也把文化、娛樂事業當成一個策略性的產業，所以有各種政策工具的支持，投資的鼓勵方案，開發的助攻，到製作的助攻的這個支持系統也已經完備。這個時候，大家群策群力之下，台灣的內容產業的品牌化跟產製質量的升級，只是時間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