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國七十多年以來，隨著人口流動的增加和當局大力推廣普通話的不懈努力，中國有些地區的方言逐漸變得失去實用性，慢慢不再為民眾所需要。近年來出於政治需要，中國政府更是加強了各地尤其是少數民族地區的漢語語言教育，並且再次提出要在2025年達到普通話85%普及率的目標。不少民眾覺得方言的衰落將會造成身份缺失，失去民族或區域認同，令人感到莫大遺憾。但也有人認為，這是經濟發展和人口流動的必然後果。
中國政府再次對推廣普通話提出指標
由上海作家金宇澄的長篇小說《繁花》改編而成的電視連續劇，原本宣告2022年上映，但是導演王家衛沿襲他一貫的拖沓風格，七年過去依然毫無動靜。 《繁花》以滬語風格描寫上海市民生活，電視劇選角也都特地挑選了上海本地演員並且使用滬語對白。然而，去年6月千呼萬喚始出台的首部預告片裡，男主角胡歌一口標準普通話，讓大批期待原汁原味滬語對白的觀眾直呼失望。
“上海話是有味道的”，曾執教上海某大學的文學批評家周若川（化名）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也覺得普通話版預告片聽起來無趣：“每一種方言，甚至每一個詞，都是一個時代的烙印，背後都有大量的文化背景。”
2021年12月，中國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全面加強新時代語言文字工作的意見》。該《意見》設立了到2025年普通話在全國普及率達到85%的目標，並提出了五項任務，包括：推廣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推進語言文字基礎能力建設、增強國家語言文字服務能力、推進中華優秀語言文化傳承發展、提升中文國際地位和影響力。
雖然中國政府在過去幾十年一直都在貫徹執行推廣普通話的政策，如何定義“普及率”也似乎並沒有特別明確的標準，但是此次提出85%的目標，再次彰顯政府對推廣全國使用統一語言的重視。
年紀稍長的中國人都會對早年描繪開國領導人毛澤東的影視劇印象深刻。無論是1977年的話劇《西安事變》，還是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開國大典》、《大決戰三部曲》等作品，扮演毛澤東的演員永遠都講著一口高仿湖南話。其他領導人比如鄧小平、朱德、周恩來等，也得到用方言出演的特殊禮遇，而其他級別較低的政治人物就只能普通話出演。
1999年，唐國強主演的《開國領袖毛澤東》裡面，唐首次不用湖南話而是以普通話出演，讓習慣了湖南話毛主席的觀眾頗感奇怪。 2009年7月，廣電總局發言人朱虹說：“電視劇的語言，除地方戲曲片外，應以普通話為主，一般情況下不得使用方言和不標準的普通話；重大革命和歷史題材電視劇、少兒題材電視劇以及宣傳教育專題電視片等一律要使用普通話；電視劇中出現的領袖人物的語言要使用普通話。”
然而，此項禁令並未得到嚴格執行。比如2014年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和2021年的電影《毛澤東在才溪》，主角依然堅持使用鄧小平和毛澤東的方言出演。
方言的衰落是大勢所趨
老家湖南株洲的王先生每次聽到影視題材中毛澤東的湖南話都覺得特別不正宗，但是他更不能接受說著一口普通話的毛主席。王先生的父母分別來自湖南不同的地區，所以他從小習慣了聽不同的湖南方言，對口音尤為敏感。
“我小時候在家講普通話，因為我父母都不是株洲人，只能用普通話溝通。方言都不一樣而且互相聽不懂”，王先生說。他拿字節跳動副總裁，湖南新化人陳林舉例說，陳林當年在北大求學時，曾經因為自己口音重，普通話不好而感到自卑，覺得很難和別人溝通。 “這個事（推廣普通話）我看還挺正常的。因為如果不是國家推廣普通話，就感覺其實離開湖南或者去外面的世界交流還挺有障礙的。湖南人覺得要走出來才是成功的，而走出來你得跟人交流。”
王先生告訴美國之音說，雖然湖南省有上百種方言，但是除了長沙、株洲、湘潭等地，不少人會覺得自己的方言很“土”，講起來覺得難聽。但是，如果方言全部消失，王先生也表示遺憾：“我是絕對不能接受的。反正如果我那個方言沒有了，我不太能接受。”
不過，王先生如今已經移居海外，他上小學的女兒現在主要說普通話和英文。除了湖南衛視綜藝節目偶爾出現的幾個方言俚語，父親老家的湖南話她幾乎已經沒有任何機會接觸到了。
土生土長的上海人、文學評論家周若川在提到13歲的女兒不會說上海話時也感覺有點可惜，但是女兒的同學基本都是外地人，不但在學校不需要說，回家她也堅持和父母說普通話。
“上海話消失當然是遺憾的。這是一個自然發生的情況。如果是一個移民城市，採用公共的語音，這是比較正常的，比如深圳。世界各地都是，全球化以後，多樣性變弱，豐富性變少。舉個例子，福建過去五十幾種方言。現在方言都還存在，但是因為無法交流，實用性很差。”上海多年來也一直都有“保衛上海話”的宣言，廣播電視台也都保留方言的節目，但是周若川發現，“節目裡的上海話已經和過去不一樣了，這是受到普通話侵蝕後的上海話，用詞和發音都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不只是方言的衰敗讓周若川感到惋惜，作為文學評論家的他，認為繁體字的消失也是中國文化莫大的遺憾。 “簡體字是對繁字體極大的破壞。古典文獻都是繁體字，如果用簡體字寫書法會讓人笑死”，他對美國之音說：“繁體字是中國最重要的文化遺產。現在雖然大家不可能用繁體了，但是最起碼大學中文系的學生應該會識繁用繁。普通人可以識繁，不一定書寫，但是應該能認識它，我覺得這是一個最基本的標準。”
同樣認為有必要保留繁體字的還有廣州的袁先生。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繁體字！”，袁先生告訴美國之音說，他很羨慕香港台灣等地到現在還保留了傳統的繁體文字：“ 他們不嫌麻煩的，沒人會嫌自己文字麻煩的。他們的那種意境我們就沒有。”
生於70後的袁先生非常深刻的感受到了粵語的衰落：“現在在廣州市面上已經聽不到粵語了。你去電腦城買東西，去逛商場，聽不到粵語了，非常可惜啊。我小時候廣州滿城都是粵語啊。”
袁先生認為，隨著人口流動的增加，方言使用逐漸變少是大勢所趨，沒法改變。但是他比較不滿意現在小學生放學之後也被要求說普通話。 “我小姨子的兒子今年10歲，他回到家，在村里跟小鄰居，隔壁同學都說普通話。我問他為什麼，他說老師要求的。本來上課已經百分百普通話，回家還要求他說。”
袁先生表示，如果粵語最終消失，他不能接受：“我擔心我未來的孫子他們不會說本地話了。我肯定不高興啊，因為廣州這邊的人對方言還是很看重的。但是新一代人有新一代人的看法，他們的看法已經跟我們那一代人已經不一樣了。他們就好像無所謂。”
老家江蘇鎮江的姚女士在北京生活多年，現在即使見到老鄉，也很難用家鄉話交流了，部分原因是覺得“彆扭”，還有時候覺得家鄉話的詞彙量已經不夠足以表達想說的話。對於家鄉話會不會有一天完全消失，她告訴美國之音說：“發自內心的講，我能接受，無所謂。我覺得就包括很多其他的東西，跟方言一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好多東西都沒了。沒了就沒了，其實對我生活沒什麼影響。”
但是她也認為，沒有方言的中國將會變得枯燥無味。她說：“我覺得普通話一定要推廣。聯合國還有官方語言呢，中國必須要有官方語言，要不然大家沒法交流啊，什麼都搞不了。但是我覺得方言還是要留的。因為方言就是一個地方的特色嘛。如果都說普通話，這個中國也沒啥趣了。”
大一統局面下的漢字共同體
中華民族現代意義上的國語系統，早在1932年中華民國教育部發布《國音常用字彙》時就已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於1956年發布《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1982“推廣普通話”年被寫入憲法，1994年推出普通話水平測試，2000年通過《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
周若川告訴美國之音：“推廣普通話很實用，確實是這樣。比如說秦始皇搞了量同衡，車同軌，書同文；書同文就是李斯發明的小篆，形成了漢字共同體。如果沒有這個漢字共同體，中國這個大一統早就分崩離析了。”
生活在烏魯木齊的80後維族姑娘古麗（化名）說，其實早在她90年代後期上學的時候，維語教學就開始漸漸消失了。
她對美國之音說：“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比如以前可能三年級開始，然後可能是第一批上了民語學校的學生。到了後來，高中的時候，可能什麼都是漢語教學，只有母語課是維語。到最後完全取消是在這些年，09年之後。”
2020年9月，內蒙古的一些蒙族民眾因為中小學校減少蒙語教學提出抗議，引起境外媒體注意和報導，但是最後在高壓之下不了了之。古麗認為，對於少數民族的本族語言來說，面臨的命運最終都是一樣的。她說：“這個東西就是循序漸進。但是新疆和西藏肯定是快過內蒙古的。內蒙古是前年才出那些事兒嘛。他們其實是最晚的，新疆和西藏其實是很早的一批。09年之前新疆還有些知識分子出來反對一下，現在沒這個空間了。只能接受啊，你能怎麼辦。”
2021年1月，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在“關於2020年備案審查工作情況的報告”中提到：“有的地方性法規規定，各級各類民族學校應當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或者本民族通用的語言文字進行教學；有的規定，經本地教育行政部門同意，有條件的民族學校部分課程可以用漢語言文字授課。我們審查認為，上述規定與憲法第十九條第五款關於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的規定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教育法等有關法律的規定不一致，已要求制定機關作出修改。”此項解釋被看做是中央政府對內蒙古抗議事件的釋法回應，也就是繼續推行之前的漢語教育。
古麗和她的父母堅持在家說維語，但是她注意到朋友的孩子們，基本上都只用漢語交流了。雖然維語和漢語都很流利，古麗自己覺得很矛盾，因為漢語好，給她帶來了職場上的優勢。
她告訴美國之音說，表姐表哥跟她的境遇就完全不一樣的，因為他們是用維語上的大學。 “雖然也是上的大學，可是畢業以後在就業上有非常多的困難。你說他們是文盲嗎，不是！他們只是用另外一種比較小眾的語言去接受了教育。所以他就會處處碰壁”。
古麗說：“你如果用民族語言去接受教育了，你就等同於是個文盲。所以現在為什麼家長越來越願意把孩子送到漢語學校。不是說想讓孩子同化，而是說想給他一個更好一點的未來。”
周若川認為，在大一統思想的強勢下，語言最終將不可避免的單一化。他說,長期以來，中華民族主要就是一個漢字共同體。到了毛澤東時代，搞了個北京話共同體，在漢字共同體基礎上做了一個更深的疊加。現在習近平搞了個資訊共同體:所有公共的資訊，都必須是統一的聲音。
周若川對美國之音說：“以後，思想共同體一定會出現。腦子裡插個芯片，那全都是一樣的思想。從漢字共同體到北京話共同體花了兩千年時間，但是北京話共同體到資訊共同體只花了三十年時間。然後再到插芯片的思想共同體，我看十年時間就可以完成，《1984》的3.0版就實現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