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新疆維吾爾人遭受的殘酷待遇，海外的一些中國漢人知識分子開始在社交媒體等平台發聲，反思漢人作為主體民族，被中國政府的民族政策給予的身份優勢。他們鼓勵其他的海外漢人也能意識到自己在中國生活時擁有的隱性“特權”。
在美國，過去一年以來，黑人男子喬治·弗洛依德之死和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引發了大規模針對種族問題和白人“特權“的反思。這些海外漢人知識分子雖然是美國或其他居住國的少數族裔，但在中國成長和生活時，他們是佔據人口絕對多數和擁有最多資源的主要群體，與白人在西方社會所處的位置較為相似。於是，一場由白人“特權”討論而引發的漢人“特權”討論在知識分子之間展開。
美國關於族裔關係的討論中常用“種族”（Race），而中國更多使用“民族”（Ethnicity）。兩個概念有各自不同的定義，但都被用來對人群進行劃分。種族多指先天遺傳的生理特徵，如膚色和相貌等。民族則指擁有共同文化、習俗、傳統、歷史背景的群體。在美國的公共討論中，種族與民族的概念常被互換使用。
“漢人是中國的白人嗎？”
為”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中國部工作的研究員王亞秋一直在關注新疆維吾爾人的境況。但在中國浙江省長大的她坦言，小時候幾乎沒有見到過維吾爾人，也完全不知道少數民族所受到的歧視。不僅如此，她承認曾一度相信少數民族受到了比漢人更優等的對待，比如高考加分。
“這其實說明了壓迫和歧視的嚴重性，嚴重到主體人群都不知道這是一個問題，” 她對美國之音表示。
但來美國上學後的經歷改變了她的看法。她說，在學校上課時使用不是自己母語的英語增加了學習的難度，讓她聯想到了在中國不以漢語為母語的少數民族。與在美國的王亞秋一樣，那些少數民族的孩子需要通過掌握一門第二語言才可以在中國成為升學或是應聘的有力競爭者。
儘管王亞秋是移民，而維吾爾人是在中國長大的公民，但她對學習並使用第二語言的困難感同身受。
此外，作為生活在美國的亞裔，王亞秋說她也曾被喊“滾回中國”（go back to China），於是更能理解維吾爾人和藏人等在中國被另眼相看時的心理感受。
比照自己在美國和中國的生活經歷，王亞秋不久前在語音聊天平台Clubhouse上發起了一場相關討論，名字叫做“漢人是中國的白人嗎？”。
這個標題來自一位康奈爾大學中國學生在導致6名亞裔女性死亡的亞特蘭大槍擊事件後不久發表的同名文章。
文章中，這位名叫Weifeng Yang的學生把“美國白人”與“中國漢人”做類比，認為正如“美國人”常常被與“美國白人”畫上等號一樣，“中國人”這個概念也常被默認為“中國漢人”。他認為，雖然漢人在美國是少數族裔，但在中國卻是佔據優勢的民族。他希望生活在海外的漢人在為自己的權益發聲的同時，也可以換位思考。
“這可以幫助我們真正地去同情我們母國的少數族裔所經歷的困難，比如維吾爾人和其他民族，包括回族、藏族、蒙古族和哈薩克族，” 他寫道。
Yang同學沒有接受美國之音通過不同方式多次發出的進一步採訪請求。
王亞秋表示，作為人權觀察的研究員，她私下收到過不少來自華人與中國留學生的郵件，表達對新疆維吾爾人境遇的擔憂與和對中國政府的譴責。但由於中國公民的身份，他們不敢公開發聲。
於是，沒有身份擔憂的王亞秋有了在Clubhouse上舉辦一個討論的想法。她說，這次討論不是人權觀察的官方活動，而是她自己的主意。她不僅邀請了漢人學者和知識分子，也邀請了維吾爾人的加入。
“我想通過自己的努力，我的身份，和我生活在美國這個現實，來和維吾爾人進行一些溝通。我相信有很多和我一樣身份的人，他們也希望在這件事情上做一些改變，” 她對美國之音說。
受邀同來主持這場討論的還有人權律師滕彪。從幾乎20年前開始參加中國境內的的一系列維權活動、並因此被中國當局秘密關押和折磨後，他於2012年離開中國，目前居住在美國的新澤西州。
滕彪對美國之音表示，在去年“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和今年的反對亞裔仇恨活動中，他都有發聲表示支持。但他希望，在美國支持這些種族平權運動的漢人也能以同樣的角度去思考漢人與維吾爾人之間的關係。
“像亞特蘭大這樣的事件，它的確是讓很多人有了亞裔被歧視這樣一個概念，然後參加這樣的運動，但是能夠再往前走一步，去認識到，作為漢人，相對於中國其他少數民族這樣的'特權'，這還是非常罕見的，” 他說。
“白人特權”（White Privilege）是美國社會在討論種族不平等時常常會使用到的詞彙，指的是當面對同樣的社會、經濟、政治環境時，相對於少數族裔，美國白人所受到的優待。 ”漢人特權”（Han Privilege）則是中國知識界將“白人特權”這個概念本土化後的衍生詞彙。
滕彪解釋說，他並不滿意“特權”這個中文翻譯。在中文語境下，“特權”更多得是指政府官員擁有的特殊權力，常指代政治腐敗。他擔心這樣的翻譯無法準確反映“漢人特權”的真正含義。
他認為，女權主義者提出的“性別紅利”概念可以有效地幫助理解“漢人特權”的意思，即個體因為所擁有的民族或性別身份而自動成為了一個社會中佔有強勢地位的一方。正如男性常常意識不到女性所受的歧視或壓迫，滕彪說，漢人也常常看不見少數民族所經歷的不平等。
“漢人當然有特權，” 他對美國之音說，“只不過如果你對其他民族的生活、壓迫、恐懼缺乏關心的話，或者對整個社會現實缺乏反思的話，你是意識不到的。”
滕彪認為維吾爾人等少數民族在中國社會裡受到的歧視是顯而易見的。除了王亞秋提到的必須使用第二語言參加考試和應聘工作外，滕彪還說到了維吾爾人會因為民族身份而被酒店拒絕接待，導致寸步難行，基本失去旅行自由，而且中國在新疆大規模建造的“再教育營”針對的也是維吾爾人，鮮少有漢人被強迫送進這些機構的案例。
對於維吾爾人在新疆受到的不公待遇，同樣被邀請來Clubhouse討論的傅志彬並不陌生。目前生活在太平洋島國瓦努阿圖的紀錄片導演、作家傅志彬曾因撰寫書籍《洗腦的歷史》而被中國當局囚禁一年多。在2018年離開中國前的十多年裡，他曾多次去新疆旅行。他目睹了新疆的安保一步一步加強。儘管新疆漢人與維吾爾人所佔人口比例接近，但他發現，安保措施的重點執行對象幾乎全部是維吾爾人。
他對美國之音表示，2016年，他在從新疆庫車到庫爾勒約300公里的路途上經過了4個檢查站。在每個檢查站，漢人只需讓車輛接受檢查就可以通過，而維吾爾人除了需要被檢查車輛外，本人還要接受安保人員的盤問。傅志彬說他常看到接受盤問的維吾爾人在安檢站排起長隊，而漢人只需“晃一下”身份證就可以離開。
“我想我當時要是維族人的話，我的心裡會很不好受的，” 他說。他看到不少接受檢查的維吾爾人都是“受過教育的”、“幹部模樣的”，看起來“敢怒不敢言”。
不過，並不是所有海外知識分子和活動人士都贊同漢人反思自己的“特權”。
被授予過哈薩羅夫獎和羅伯特·肯尼迪人權獎的中國著名民主運動人士魏京生在不久前在推特上反對這樣的反思現象。他警告說這可能會挑撥漢人與維吾爾人之間的矛盾。
“難道不是共產黨欠維族人民的，而是同樣受壓迫的漢族老百姓欠維族人？這不是混淆是非嗎，” 他在一則推文中寫道。
持類似觀點的人並不少。一些頗具影響力的中文用戶也在社交媒體上表示，中國的威權體制和專制制度是維吾爾人受到壓迫的根本原因，在這個因素不被消除前，反思或是道歉起不到現實的作用。他們認為政治體制的改變應優先於在民族問題上的反思。
維吾爾活動人士：希望與漢人求同存異
滕彪和傅志彬都對美國之音表示，他們不否認中國政府的集權統治影響每一個生活在中國的民眾，包括漢人。但他們也認為，漢人受到的壓迫並不源於他們的漢人身份，但維吾爾人受到的對待裡還多了一層基於民族身份的不平等。
“不能因為專制體制的存在，就否認種族不平等的存在。不能因為政治體制的壓迫，就拒絕反思自己的種族民族的特權，” 滕彪對美國之音說。
著名維吾爾活動人士、世界維吾爾大會中國事務部主任伊利夏提（Ilshat H. Kokbore）同樣這麼認為。他還表示，並不是所有反對專制的漢人都能夠平等地看待維吾爾人。
目前生活在美國弗吉尼亞州的他對美國之音說，在新疆的成長過程中，他遇見過不少文革時期被迫害並發配到新疆的“右派”漢人知識分子。他說，這些知識分子雖然對共產黨政權不滿，但每當談到維吾爾人或是新疆時，立刻表現出了對“大一統”的支持或是對維吾爾文化的偏見和無知。
伊利夏提說，他高中時的語文老師也曾是受到迫害的“右派”知識分子。有一次他上學遲到，按照規定必須在教室外罰站。但那時伊利夏提由於語文成績好，深受語文老師的喜愛。於是老師為了給他一個台階下，避免他罰站，就對他說：“我知道你們維吾爾人沒有早起的習慣，你去坐吧。”
伊利夏提表示，他明白老師的言論是出於善意，但這麼無意的一句話，讓他感受到了老師心中認為少數民族懶惰的刻板印象。
那並不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漢人對維吾爾人的不了解。
小學時，他被父母從伊犁的一所維吾爾小學轉到了另一所位於鐵路區的漢人小學，因為在鐵路系統工作的父母認為，只有學會漢語，伊利夏提未來才能也在鐵路系統找到一份不錯的工作。本來已經在維吾爾小學讀到了三年級的他，由於一句漢語都不會，必須從漢人小學的一年級開始重讀。他也成了班上唯一的維吾爾人。他說漢人同學對他作為維吾爾人不吃豬肉這件事展現出了極大的關注，甚至通過編造虛假的神話故事來解釋維吾爾人不吃豬肉的原因，如稱維吾爾人被豬拯救過，所以不碰豬肉。
事實上，維吾爾人不食豬肉是因為豬在伊斯蘭文明中被認為是不潔的動物。 《古蘭經》明文禁止信仰者食用豬肉。
伊利夏提對美國之音說，他當時覺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但他的漢人同學卻覺得很“好玩”。這樣的經歷，他說，在當時“司空見慣”。
不過，他並不責備那些同學，他理解那些言行是由於他們對維吾爾人的不了解。他也不認為所有漢人都應該反思，因為許多漢人並沒有參與對維吾爾人的壓迫，他們同樣是一個不公正體制的受害者。
“河南一個農村裡頭的，甘肅一個農村裡頭的漢族人，他需要給我們道歉嗎？不需要。不必道歉。他可能一輩子都沒有見過維吾爾人。他需要反思嗎？他在那個一畝三分地裡頭奮鬥一輩子，也就還是那一畝三分地，他需要反思嗎？我覺得他也沒必要反思，” 他說。
同樣參加了那場Clubhouse討論的他後來對美國之音說，他希望和漢人進行平等的交流，並相互理解，他參與討論的目的不是為了說服任何人。
“我不強求別人去接受我的觀點，” 伊利夏提說，“因為你不能去要求每一個人都和你一樣，包括在一個家裡頭，父母之間，夫妻之間都有很多無法達到完全一致，這就是人類的豐富多彩的一面，可能也是我們不幸的一面。但是，我們要盡可能減少不幸的一面，盡可能多地發現相互之間可以吸引人的、可以共存的一些東西。這就是我的目的。”
雖然討論的題目叫做“漢人是中國的白人嗎”，但伊利夏提並不同意將漢人和白人類比是恰當的。他說，在美國的歷史上，從黑奴的解放，到60年代的民權運動，以及今天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都常常看到大量白人的參與。他認為，大比例的白人知識分子一直在反思美國的種族不平等，可以說是美國的主流思潮，但積極反思自己“特權”的漢人知識分子卻並不多，大多數人對民族關係的現狀並沒有感到不妥，很多人甚至感到滿意。
滕彪也這麼認為。他說，當時受到人權觀察的王亞秋邀請後，故意為Clubhouse的討論選擇了一個有爭議的標題，希望能吸引參與度。他認為這個標題對許多在反思種族問題的白人來說是不公平的。
“在這一點上，漢人還需要特別特別多的努力，” 他告訴美國之音。
除了主體民族對不平等的反思程度不同，伊利夏提認為，美國與中國雖然都是由來自不同文明背景的民眾組成的國家，但產生的方式非常不同。
他說，在美國，除了歷史上的黑奴等強制勞工，近幾十年來，來到美國的非白人都是自願前來尋求更好生活的移民。但中國今天對新疆和維吾爾人的統治是基於暴力之下的強迫民族融合。
伊利夏提自己的家人也是新疆“再教育營”的受害者。 3月底，他通過《紐約客》（The New Yorker）的記者了解到，自己的大妹妹、二妹妹、二妹的丈夫和大女兒都已被關押進“再教育營”。他也好幾年沒有聯繫上他在新疆的家人。
伊利夏提說，他也曾對以漢人為主的中國政府抱有過實現民族平等的希望，但在目睹新疆的現狀後，他相信，新疆的獨立是維吾爾人的唯一出路。伊利夏提說，他希望未來的新疆會是一個像美國一樣包容多元文化和宗教、擁有言論自由的地方。
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滕彪和傅志彬也認為，大一統不應該是緩解漢人與維吾爾人民族矛盾的前提。滕彪和伊利夏提也都表示，維吾爾人已經找不到繼續信任中國政府的理由。
“漢人至上”、殖民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
研究了中國40年的康奈爾大學人類學教授馬努斯·菲斯克修（Magnus Fiskesjo）認為，中華政權與少數民族的矛盾並不是近年來的產物。
“中國的歷史就是中華帝國政權與其他不被其統治的民族的相遇，帝國攻占了他們並將他們變為了中國人，” 他對美國之音說。
他將中國與歷史上的波斯帝國和大英帝國等做類比，並表示，和歷史上的所有帝國一樣，中國統治下的民眾被灌輸了他們更加優等的觀念，理應統治其他“落後”和“低等”的民族。菲斯克修認為這無異於殖民主義的思考方式。
種族主義元素之外，許多西方學者認為中國政府在新疆的政策無異於殖民主義，並稱之為“內部殖民主義”（Internal colonialism）。近年來，隨著中國對維吾爾人控制的加強，更多的學者指出中國新疆政策的殖民主義色彩。
德國人類學家鄭國恩（Adrian Zenz）在2020年的報告《節育、避孕器和強制生育預防：中共在新疆壓制維吾爾人生育率的行動》中列舉了中國政府控制維吾爾人生育率的強製手段，並寫道：“這些數字引起了對北京繼續實行“漢民族定居者殖民主義”（Han Settler Colonialism）政策的擔憂。”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研究新疆地區的副教授邁克爾·克拉克（Michael Clarke）在今年發表的論文《新疆定居者殖民主義和通向文化滅絕之路》（Settler Colonialism and the Path toward Cultural Genocide in Xinjiang）中表示，中國共產黨在新疆地區對從屬民族福祉的擔憂和消滅他們文化中“有缺陷”元素的行動“從本質上說是殖民主義”（fundamentally colonial nature）。
康奈爾的菲斯克修教授同樣這麼認為。在今年1月發表於《洛杉磯書評》（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的文章《中國特色種族主義》（Rac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他認為新疆就是當代中國的殖民地，移居那裡的漢人對當地的維吾爾人常常抱有偏見。
他在文中還寫道，中國的種族主義來自於“自我至上主義”（Self-supremacy）。這種“自我至上主義”多顯現在對被殖民人口的偏見上，而這些人口常常膚色較深，被認為是“原始的”、“愚蠢的”、“落後的”。
另外，他說，漢人的“自我至上”的觀念在今天的中國和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發生了融合。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相信，和自然界的動植物一樣，人類社會的不同民族之間也存在著生物學上“優勝劣汰”的定律，“劣等”民族注定會滅絕。社會達爾文主義為近代的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提供了理論支持。十九世紀末，中國學者嚴復的《天演論》幫助了源自西方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進入中國知識界。
菲斯克修表示，在美國歷史上，社會達爾文主義與白人至上主義相結合，為北美殖民者對印第安原住民的殺戮與驅逐，和對黑人的奴役與壓迫提供了正當性。不幸的是，他說，由於政治宣傳和學校教育，這種已經被科學界證偽的理論在中國社會依然有著牢固的根基。
“當前的這種中國至上主義是中國的一些老舊思想和他們從西方引進的錯誤偽科學相結合的產物，” 他說。
在《中國特色種族主義》一文中，菲斯克修譴責中國政府對新疆維吾爾人的殘酷對待，並呼籲外界關注存在於中國的系統性種族主義。
“不幸的是，” 他寫道，“這種國家種族主義不會消失，除非它受到廣泛的認識和抵制，包括中國民眾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