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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較量的核心是科技戰還是政治戰?


資料照:2018年5月17日,在中國北京舉行的第21屆北京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上,在國家控股的清華紫光集團(Tsinghua Unigroup)計畫展台上的顯微鏡上看到的一枚中國微晶片。在北京為結束中國對美國、日本和其他被中國視為潛在經濟和戰略競爭對手的供應商的技術依賴而開展的馬拉松式運動中,晶片是重中之重。
資料照:2018年5月17日,在中國北京舉行的第21屆北京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上,在國家控股的清華紫光集團(Tsinghua Unigroup)計畫展台上的顯微鏡上看到的一枚中國微晶片。在北京為結束中國對美國、日本和其他被中國視為潛在經濟和戰略競爭對手的供應商的技術依賴而開展的馬拉松式運動中,晶片是重中之重。

在美國把中國視為最大的威脅之際,高科技已成為雙方較量的關鍵領域,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半導體、5G通訊、量子運算等方面。英國前駐華外交官查爾斯·帕頓(Charles Parton)前不久撰文說,中共正在試圖從科技領域來擊敗美國、英國和整個國際民主陣營。他認為,科技領域的較力將對未來鹿死誰手起到決定性作用。不過,也有分析家認為,科技手段無疑是重要的,但最終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意識形態和政治領域的博弈。

目前在位於倫敦的地緣戰略理事會(Council on Geostrategy)負責研究中國事務的帕頓日前接受美國之音電話採訪時說:“我認為當下確實是新一輪冷戰,儘管中方,包括習近平在內,一旦我們這麼說,就會給我們冠以‘冷戰心態’的說法。”

帕頓說,在這場戰爭中,如果將政治戰看成是影響和攪亂政局以及政策制定過程的話,科技手段,與各種試圖攪亂民主國家決策過程的政治戰和手段相比,則更為關鍵。

帕頓將中方試圖以科技手段來擊敗民主陣營的手段歸納為三個以D打頭的英文概念,即Dependency, Disruption, Data,也就是:對中方產品和技術的依賴、中方不斷打造能夠對民主國家多個關鍵領域進行大規模破壞的能力,以及攫取他稱為是當今數據時代類似石油的資源,即數據時代類似石油的資源,即攫取他稱為當今數據時代類似石油的資源,即數據時代。

極權在上一輪冷戰中敗陣

在雷根總統任內擔任國安會蘇聯和東歐事物主任約翰·蘭澤斯基(John Lenczowski)和美國國防部前官員凱利· 格甚奈克(Kerry K. Gershaneck)也認為,中方無疑正在用全力與自由、民主國家以及廣義上的自由、民主陣營展開嚴峻的冷戰。

創辦了美國國際政治學院(Institute of World Politics)並擔任首任院長的蘭澤斯基撰文說,“美國的外交政策長期以來在處理和中方之間的緊張態勢問題上,只注重外表,而不是根源。多年來的接觸、互動政策,罔顧中共在和我們打冷戰這一事實。”

不過,在他們兩人看來,以意識形態領域為代表的政治戰不僅是當前這場民主與極權之間激烈博弈的重心和關鍵,而且正是它讓自由和民主在上一輪冷戰中戰勝了對手。

“蘇聯在冷戰中敗下陣來是因為他們在意識形態領域被打垮,”著有專著的格甚奈克在接受美國之音電話採訪時說。

人的因素至關重要

格甚奈克認為,科技因素確實不可低估。

他說:“無論是輔助政治戰還是實體戰,是的,科技都非常重要”。

但是,在他看來,人的因素是至關重要的,也是絕對不可忽視的。

“美國在某些技術領域落後,是因為決策者沒有反擊--沒有盡到自己的職責,”他說。

格甚奈克指出,中方在積極準備實體戰的同時,已經在百分之百地投入針對美國和其他自由社會的、包括意識形態領域等各個方面的政治戰;經濟戰和外交戰都是政治戰的一部分。

他警告說:只有“在心理上、頭腦上、政治上做準備,結合相應的資源、政策以及所需戰略”,才能打贏這場戰爭。

前美軍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維森(Philip S. Davidson)上將2018年11月29日在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參加中國力量研討會時也強調了實力政治以外因素的重要性。

他說:“美中之間的競爭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守成大國和崛起大國之間實力政治的較量,我們面臨的問題更嚴峻,是價值觀和對未來遠景的較量。”

新一代學者聚焦政治戰

有關軟實力以及涵蓋意識形態等領域的政治戰正在引起新一代學者的關注。

荷蘭伊拉斯謨(Erasmus)大學歷史系的博士研究生兼講師彼特·趙(Pieter Zhao)2023年在專注於國防和軍事相關新聞、分析和評論的數位媒體平台RealClearDefense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說,政治戰在中國的戰略中處於核心地位,就像孫子所說的:“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他寫道:“的確,被視為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中國)擁有悠久的戰略傳統,其中政治戰被視為戰爭藝術的核心。”

趙引述美國著名的外交官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的名言說:政治戰這一概念是一個國家(一國政府)極盡其所有資源,在外表沒有實戰的狀態下,來達到戰略目的。他也引用美國當代政治學者約瑟夫‧奈(Joseph Nye)的論點說,21世紀的較力,更多的是涉及公眾意見。

正在台灣政治大學和中央研究院學習的董孟榮(Peter Tozzi)前不久撰文,以中方針對台灣的手法,展示了其政治戰服務於戰略目的的“套路”。他寫道,這些“套路”當中,包括“中國建構逐步引入恐懼、製造混亂並在台灣人心中種下懷疑的種子的敘事”。

他說,中方在這些領域的手段,包括讓人們在中方的“實力”面前,心懷恐懼,不確定美國是否會決定性地協助捍衛台灣的安全,台灣獨立沒有前途,回歸大陸是遲早的事,等等。同時,他指出,讓各種輿論充斥輿論空間,以致民眾不清楚是怎麼回事,也是中方輿論戰的一部分。

董孟榮在接受美國之音書面採訪時說,中方的這些政治戰和輿論戰戰術也被廣泛應用於其針對美國的戰術和操作。

“針對美國來說,中共的最終目的是要分化美國社會,讓美國民眾士氣低落,做不到凝聚全社會之力,對中共的一切進犯行為,採取及時、有效、有力、充分的反擊。”

實力是關鍵

在1989年六四事件後海外流亡的萬潤南是80年代科技巨頭“四通“集團的創始人。目前居住在法國巴黎的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書面採訪時說,目前大國之間的較力,還是要從”實力“來解讀。

他說:“關鍵是實力:硬實力和軟實力。科技是硬實力的底層邏輯;價值觀是軟實力的基礎。”

萬潤南也表示,一般人都比較注重硬實力,因為它看得見、摸得著、可比較。而軟實力的較量是隱形的,因而往往不被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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