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親眼看見的人說，一個年輕人勇敢地衝過去，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軀擋住坦克車，在千鈞一髮之際讓別人拉了回來。”
這是1989年6月5日美國之音的中文廣播。 在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我們找到了這期節目的錄音帶。
同樣在這個圖書館，我們還找到了另一卷珍貴的錄音。
“現在士兵漸漸隨著最後撤離的隊伍壓過來。紀念碑上已經完全是士兵了。還有幾桿旗子在飄。民主女神像已經被拆掉，可能是被裝甲車碾掉的，很多很多人哭了。”
這是1989年6月3日晚至4日凌晨，中國軍隊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時，最後一批撤離的示威者留下的聲音。錄音帶全長60分鐘，提供者據信來自當年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名年輕教師。
1989“六四”慘案35年來，中國當局極力想要抹去這段歷史。在信息鐵幕的背後，今天，很多中國不知道“六四”。
但是歷史沒有被湮滅。
1989年，中國當局用機槍、坦克和裝甲車血洗北京街頭後不久，地球另一端，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開始建立檔案，為中國現代史上這段重要而慘痛的歷史存證。
宛如塵封的時光膠囊，這 29箱“天安門檔案”承載著那個春夏之交的青春、熱血、壯志未酬，也為當權者的殘暴血腥留下無法抹殺的證據。
“他們是那樣勇敢”
“現在我們的形勢特別特別好，那些有良心的中國人支持我們！”
這是1989年4月19日北京大學“民主沙龍”的一段錄音。
那是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去世的第四天。上萬學生在新華門前靜坐，提出重新評價胡耀邦功過是非、要求新聞自由等政治訴求。當晚，上千人將北大“三角地”圍得水洩不通。
35年後，艾倫·裴新(Al Pessin)依然記得那些充滿希望的年輕面龐。他是時任美國之音北京分社社長。
“他們並沒有試圖推翻共產黨政府，他們僅僅想要一些變革。學生們滿懷希望，認為會得到政府的積極回應。”他說。
那年夏天，美國之音記者於音(Betty Tsu)把錄音機裝進一個破舊的學生書包，蹬著租來的自行車，每天都到廣場去。
“我覺得他們是那樣勇敢。他們想要政府做出改變的那種熱誠，那樣的初衷，真是難以用語言表達的。” 她說。
但是裴新也指出，和世界各地很多的年輕學子一樣，他們過分誇大了自己能取得的成果——真地認為可以佔領天安門廣場，和中共高層談判，甚至可以從廣場凱旋。
裴新說：“他們的訴求不可能被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所接受。這就變成了鄧小平所說的‘動亂。而‘動亂’是鄧小平最不能允許的。”
策劃於密室的武力鎮壓
鄧小平究竟是在什麼時候決定用武力解決學運問題？六四鎮壓35年來，儘管不斷有各種檔案材料、親歷者回憶被挖掘，但是中國政治學者吳國光認為，世人遠沒有足夠信息去了解這些內幕、黑幕。
吳國光說：“本來中國的政治制度就是一個黑匣子，高層的決策，我們很難了解它的內情，特別是這樣非常重大的政治性決策。”
但是吳國光也指出，不管鄧小平何時決定調兵，初衷為何，1989年的民主運動以那般慘烈收場，背後有一個無法否認的基本邏輯，即“鄧小平作為中共專制實際上的最高領袖，對於民眾要求改變政治制度、希望實現民主、法治和自由這一點是堅決不接受的，是不惜用武力來解決的。”
“是真槍，是真幹了！”
1989年6月4日凌晨，家住北京虎坊橋的嚴歌苓聽到槍響。她跑到樓下，馬路上已經站了很多人。她隨著槍聲往和平門方向走。走了一半時，就看到有人用平板車拉著傷員一路跑。
“路燈不夠亮，就看到那些人身體是黑的，就是血嘛，很暗的顏色，”她回憶。“大概四、五點鐘吧，我就知道那個是真槍，是真幹了。”
在鐵道醫院，她看到很多屍體。她悲傷至極，感覺像是走在一場夢魘裡。
日後成為知名華裔作家的嚴歌苓12歲參軍，曾是一名跳紅色芭蕾舞的文藝兵。十餘年“人民子弟兵經歷讓她無法想像，“怎麼一下子這個槍口 就可以調轉過來呢？”
天安門大屠殺後，前美國之音記者裴新從北京發回諸多報導，其中最為震撼的一則講述了一個20歲的學生在武力清場時從廣場逃生的經歷：
“軍隊凌晨抵達時，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一名20歲學生對美國之音說，為躲避槍擊，他花了近兩個小時才爬出廣場。他說，一路上他看到數百具屍體。士兵對任何站起來或在動的人開槍。
這名學生說，他看到四名女大學生請求軍人不要殺她們。他說，其中一名女性抓住軍人的腿，軍人的回應是用刺刀刺她。他看到軍人向其她三人開槍。”
這些報導被華盛頓美國之音中文部的工作人員翻譯成中文，通過電波傳送回中國。
“我們曉得我們的聽眾非常多，而且也曉得在很多大學裡面，尤其是在六四的前後，大學把我們的廣播放在擴音器上，在校園裡面公開地播出，”參與過六四播報的美國之音記者羅大任說。日後他曾出任美國之音普通話組主任。
當年的天安門學生領袖之一沈彤回憶，不僅是學生，老人們也關上門，拉上窗簾偷聽國際廣播，然後他們圍坐在一起，分享自己聽到的訊息。
《紐約時報》1989年的一篇報導說：“真實的新聞在共產國家傳不了多遠，至少通過官方渠道。因此當街頭擠滿示威者時，全中國的人都在收聽美國之音。”
這是變革的前夜嗎？
35年後，在美國大學校園裡，我們邀請人們一同打開這些 “天安門時光膠囊”。他們中有些人親歷了這場運動，有些人當時尚未出生。
“中國政府現在已經成為中國人民的敵人了，” 1989年六四鎮壓後，一名年輕的北京女性對美國之音說。
羅勝春感同身受：“從我睜開眼睛看中國開始，中國政府就一直是中國人民的敵人，”她說。“它把所有愛國的，想做一些微小改變的人都送進監獄，把所有思想的人都送進監獄。她的丈夫、人權捍衛者丁家喜因“顛覆國家政權罪”被重判，正在中國服刑。
這些錄音讓邵嵐百感交集。她是第一位被香港政府以“國安法”通緝的美國公民。
“過去三十幾年來，每年六四前夕都會在香港的維多利亞公園有燭光晚會，可以現在，我作為一個學生倡議者被迫流亡，燭光晚會在香港也是不可能再發生的事。”她說。
《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聲音》的作者、加拿大籍華裔學者何曉清也說，維園的燭光讓人們看到， “有些東西是坦克、機槍、監獄都不能夠拿走的”。
何曉清對美國之音說，經常有人問她，35年了，我們為什麼還要紀念“六四”？哪怕當年的一些親歷者也說：忘掉過去，向前看。 但是時至今日，天安門母親依然不能公開悼念她們的孩子，流亡者依然不能回家，中國人當年提出的那些政治訴求還遙不可及。 她本人也被香港政府拒絕入境。
“這不止是我一個人的不幸，是一個時代的悲哀。” 她說。
那麼中國還會變好嗎？
政治學者吳國光認為，1989年以後，中共建立了一整套維穩體系，把各種可能的大規模抗議扼殺在萌芽中。 但是習近平的個人集權與民眾、乃至精英階層的利益衝突會越來越大，能否長久維持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人權捍衛者丁家喜的妻子羅勝春說，她看不到中國共產黨有任何自我改良的可能，只有推翻它才能重建民主、自由。對於中國的未來，她滿懷樂觀。用她的話說，像她這樣原本不關心政治的人，如今都“全身心地投入到推翻這個集權專制的運動裡”。
華裔作家嚴歌苓說，她一點也不悲觀，事情壞到一定程度，走向荒誕的時候就會有所改善。
“秦二世允許趙高他們指鹿為馬的時候，那不就是在變革的前夜了嗎？”她說。
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