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5月3日是聯合國創立的”世界新聞自由日”，今年踏入29週年，在《港版國安法》實施接近兩週年之際，有資深香港記者表示，新聞工作者面對最大的挑戰，是獨立而不受控制的傳媒愈來愈少，加上國安法的紅線無法說清，記者無所適從下容易自我審查。不過，在艱難的處境中，記協主席陳朗昇寄語年青人及所有新聞工作者，社會仍然需要真相、有人講公道說話，在能夠承擔個人風險的情況下，堅持繼續報導。
1993年12月20日聯合國大會宣佈，將每年的5月3日定為”世界新聞自由日”，旨在提高新聞自由的意識，並且提醒各國政府尊重和提升言論自由的權利，同時提醒各國人民，言論自由的權利被侵犯的現象仍然存在，世界各國有很多新聞工作者，因為提供每日新聞資訊而被捕入獄，甚至英勇犧牲。
國安法紅線下香港記者憂以言入罪
今年是”世界新聞自由日”創立29周年，在《港版國安法》實施接近兩週年之際，過去接近一年多家持反對聲音的傳媒被逼停運，包括《蘋果日報》、《立場新聞》及《眾新聞》等，數以十計新聞工作者被拘捕，控以”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以及”串謀發布或複製煽動刊物”等罪名，不准保釋需要還柙等候審訊。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昇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新聞工作者面對最大的挑戰，是獨立而不受控制的傳媒愈來愈少，很多新聞工作者都會擔心國安法的紅線，可能被以言入罪。
陳朗昇說：“大家(新聞工作者)都會擔心是有那條”紅線”，以言入罪那樣，大家的擔心是合理而且需要的，感覺上好像已經停了一波了，即是《蘋果》、《立場》已經都停(運)了，之後暫時都未見有(其他行動)，但是接下來的日子是不是真的沒(事)呢﹖大家都會憂慮。”
陳朗昇繼續做記者關注民生議題
作為前《立場新聞》副採訪主任，陳朗昇去年12月底經歷公司在國安法下被逼停，多名同事及前同事被拘捕，未審先囚4個多月，不過，陳朗昇仍然堅持新聞工作，2月中加盟《蘋果日報》前員工開設的網媒”Channel C HK”。
陳朗昇表示，主要是由於他真的很喜歡做記者，不過，他坦言現在的報道範疇，較少涉及當局認為危險或者敏感的議題，包括民主及政制發展等。
陳朗昇說：“敏感的或者叫做危險的，你(當局)不喜歡聽、不喜歡別人講，不想講，那好吧，不講吧，我們講其他東西吧，講一些實際的民生議題，講一些市民的投訴，不公平、不公義的事，即是其實自己都要想的，我們從來想有新聞自由、有言論自由，是希望社會有民主、有自由、有進步，所以大家就會生活好些，如果現在你不喜歡我們講那個制度、不想講那個制度的話，覺得那些是西方、西方的東西就是不好的，中國不是、香港不是行這條路的，好吧，我們不講那些，我們就講怎樣令到我們的生活好些，所以我覺得不是完全沒有空間的。”
批李家超對新聞自由說法毫無邏輯
今屆特首選舉唯一候選人李家超星期六(4月30日)出席7家傳媒機構合辦的電視答問會，李家超被問到如何捍衛新聞自由時，形容新聞自由有如”身分證”已經在市民的口袋裡面，重申”香港已經擁有新聞自由”。
陳朗昇表示，李家超對新聞自由的言論令人難以理解，毫無邏輯可言，他批評香港目前如果還有新聞自由的話，也好像是雙重標準，而《基本法》承諾的新聞自由，到現在也好像沒有明確的保障。
陳朗昇說：“還有新聞自由的話，就不是某些人的特權，不是只有一些人有自由，可以隨便罵、罵到政府”趴下”(跌倒)都不會有事，一些人就講少少、講一點點都已經連採訪都沒得採訪了，他(李家超)對新聞自由的承擔有多少，我想都不用我多說了，大家已經看到了。我解釋了很多次的了，香港的新聞自由是《基本法》寫下的，那是受惠於當時香港人心思變，如果不是一個這麼開通的《基本法》的話，那個年代一半的香港人都走了，這個是當日北京及倫敦對香港人的承諾來的，但是這一塊(新聞自由)是受惠於當時一個寬鬆的政治環境而出現，其實我們是沒有任何很實質，究竟政府有些甚麼守則，是要尊重新聞界、尊重採訪自由、新聞自由，其實是沒有的。”
寄語年青記者狹蓬中為香港市民發聲
有77年歷史的日本外國記者協會，今年4月底向”香港記者”頒發今年度該會”新聞自由獎”亞洲區特別獎，以表彰香港記者的工作，並藉此微小的方式，表達該會對於香港記者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的支持，由記協代表”香港記者”領獎。
陳朗昇表示，他在網上代表香港記者發言，希望日後日本外國記者協會會將奬項寄到香港，讓所有的香港記者可以看看這個奬項，他坦言有擔心獲奬可能被當局認為”勾結外國勢力”，所以得奬感言都不敢講太多，主要是想鼓勵年青的新聞工作者，在狹蓬中為香港市民發聲。
陳朗昇說：“是希望鼓勵到繼續在香港的新聞工作者，當中包括很多年青的朋友，他們其實可以不選擇這條路的，但是他們都選擇了繼續在這裡工作，其實我們社會是需要記者的，即是無論你(在)香港是甚麼政治想法，如果所有好的記者及好的傳媒都走了，這樣再差些是不是更好呢﹖這個是一種想法，或者有些人說香港已經沒得搞了，新聞自由都死光了，我相信都是一個過程來的，過程中不是即刻明天就變做”零”了、”零自由”那樣，我們在狹蓬裡面、在那個空間裡面都繼續做(報道)，都希望盡量幫市民，盡量幫到香港人。”
出生於80年代，香港土生土長的陳朗昇引用中共以故領導人毛澤東的說話，”我們不幹，誰幹”，寄語年青人及所有新聞工作者，社會仍然需要真相、有人講公道說話，在能夠承擔個人風險的情況下，堅持繼續報道。
陳朗昇說：“(有志的年青人)都嘗試一下”入行”(當記者)，看看社會是怎樣的，其實新聞、做記者除了會寫一些敏感議題，最重要是我們認識社會，我們比市民更加認識社會，所以當我們去接觸一些議題的時候，我們去做一些分析、報道的時候，我們怎樣幫到社會，我們是相信這一套的，所以我們是應該要嘗試去想、去做到。”
資深記者指國安法紅線無所適從
曾任職無線電視、有線電視新聞部以及《立場新聞》等傳媒機構的資深記者林彥邦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新聞工作者面對最大的挑戰，是國安法的紅線無法說清，記者無所適從下容易自我審查。
林彥邦說：“那個”無法講得清”的原因，其實都有人問過譬如警方，又或者政府官員，到底實際上那條”紅線”是怎樣的呢﹖怎樣才是會危害國家安全等等﹖但是從來在官方那裡都只是得出一些模稜兩可的答案，例如”如果你自己沒有這個想法，你自己會知道的”，諸如此類，變成其實不知道它們是不是故意要營造這樣的效果，就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去因應的所謂紅線是甚麼，變成很容易會出現一個自我設限，或者某程度上的一些自我內部審查的情況，就為了去規避那個很難以具體去劃定那個為位置的一種風險，到底應該你如果要縮、要退的話，要縮還有退到甚麼位置呢﹖這件事情可能在不同的機構，又或者不同的人身上會有不同的展現。”
煽動罪或令記者更自我設限
林彥邦表示，另一個值得憂慮的是，當局除了去到中國國家安全的層面之外，還引用好像比較輕微的指控，例如《煽動罪》針對新聞工作者，他認為這樣會令到問題更複雜，因為《煽動罪》的指控相比國安法可能比較”虛”，更令新聞工作者無所適從。
林彥邦說：“相對來講是比較”虛”的指控，即是因應著你某一些言論，或者某一些的文章，或者某一些報道，就可以說你有”煽動”了，而你有這個所謂的”煽動”意圖，是不需要有一個明確的煽動對象的，亦都不需要證明有人被你煽動到的，所以它(當局)指控你是有煽動，這樣已經是足以被拘捕的了，而在現在香港的現實裡面來講，只要被拘捕之後就很難拿到保釋，變成很大機會就會出現一個如果它指控你”煽動”，你就會隨即被捕、被凍結資金，然後公司可能要停運甚至結業，然後人就出不來(被還柙)的一個連鎖反應，變成你要更進一步除了國安法之外，還要避開這個所謂的”煽動”那個可能性，是愈來愈難了，變成亦都有可能引伸到一個愈來愈誇張的一個叫做自我設限，或者愈縮愈後。”
成立個人新聞平台記錄港人港事
記者問及，在《立場新聞》等傳媒機構相繼被逼停運，區家麟等資深新聞工作者因《煽動罪》被拘捕，面對這麼大的挑戰，林彥邦為何在最近成立一個人的新聞平台”ReNews”，繼續記者的工作﹖
林彥邦表示，從社會層面而言，自從去年中至今年初，《蘋果日報》、《立場新聞》及《眾新聞》等傳媒機構相繼停運後，香港的網絡言論牆靜了下來，出現了一個很大的空隙，有不少市民覺得失去了看新聞的興趣，他認為這個現象與香港社會整體氣氛一直走下坡有關，他覺得很多事情仍然在發生，應該要去記錄，讓留下來生活的香港人知道這個城市發生甚麼事，在自己能夠承擔風險之下，他選擇繼續做他喜歡做的記者工作。
聯合國在1993年創立”世界新聞自由日”，讓世界再次重溫《世界人權宣言》第19條所闡述的保護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基本權利的重要意義。沒有這些權利，就無法實現民主和發展。獨立、自由和多元化的媒體能夠確保透明度和落實問責制，促進社會參與和法制並有助於消除貧困，因此對民主社會的良政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